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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潘永忠:乌克兰获胜与否,事关维护与确保欧盟未来的和平发展环境
    俄乌战争已近一年,至今尚未分胜负。这场冲突对世界格局和全球经济均造成极大影响,导致全球地缘政治格局重组。由于这场战争就在欧洲范围展开,直接关涉到该地区的安全与繁荣。欧洲国家的表现因此一直受到各方关注。实际上,欧洲国家面对这场危机前后所持立场是有所转变的,已从战争伊始的审慎态度发展到目前的明确立场:要无条件地支持乌克兰。如何看待欧洲立场上的变化?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意义何在?我们连线到欧洲之声副社长潘永忠先生,请他就相关问题谈谈看法。 法广:俄罗斯发动对乌战争近一年后的今天,欧盟支持乌克兰的立场似乎更加坚定。尤其是德国,在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犹豫、甚至一度引发欧盟内部诸多不满之后,德国终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您如何解读这一立场上的转变? 潘永忠:俄罗斯侵略侵犯乌克兰战争起始,整个世界愤怒地谴责声一片,站在俄罗斯一边的屈指可数。2022年3月2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紧急决议: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要求俄国全面自乌国撤军,并撤销对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与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承认。该决议由96个国家连署,投票表决时有141个国家支持、5个国家反对、35个国家弃权,另有12个国家缺席表决。正应了那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但是,欧盟、特别是德国迟迟下不了决心,仅仅站在旁观者角度,只是发表「动口不动手」的道义谴责。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严重的「恐俄症」,在欧洲俄罗斯有「北极熊」绰号,1812年俄法战争俄国打败拿破仑、及「二战」时期打败希特勒入侵前苏联。 2、精明的德国,很早开始设计远离和回避与俄罗斯对峙。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苏联解体时,北约边界以东西德为界。1992年4月波黑冲突时,德国时任总理科尔从德国安全和生存空间考虑,他提出:「北约应该扩大,才能使德国不再成为东西方的前沿阵地,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冲突,并在其东部形成一大片缓冲区。」 3、默克尔执政时期,采纳了「化敌为友」政策,通过北溪一号、北溪二号等能源供给,建立了德俄能源共同体,至少限制了中俄能源联盟扩大。 近一年的俄乌战争,俄罗斯的军事表现极差,凶悍的北极熊成了颓势的狗熊;现代战争打的是经济与科技,俄罗斯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西方国家,终究难堪重负。近一年来俄罗斯GDP下降2.9%,有媒体称:俄乌战争的代价,使俄罗斯经济将面临10年的倒退。 战争的胜负,由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自然地理和主观指导能力等诸多因素决定。俄罗斯现在要面对的,不仅是硬骨头的乌克兰,而且背后还有40多国的抗俄军事联盟,况且是以美国为核心,几乎囊括了当今世界的所有发达国家,在政治、外交、经费、军事、科技等方面,全方位鼎力支持乌克兰。 强者不强,俄罗斯处在颓势;弱者不败,乌克兰尽管岌岌可危。在这俄乌战争的危难之际,美欧国家自觉得「该出手时就出手」,欧盟决心:不能让俄罗斯获胜。 这就是眼下呈现的转机: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也在前些日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为结束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莫斯科必须接受失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Gertrud von der Leyen)呼吁,西方国家加强对乌克兰提供装备和军事支持,提供「可操作的任何武器」,她态度坚决地表示:「俄罗斯必须接受它应有的失败。」 法广:近来,欧美和西方多个国家纷纷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装备,以确保乌克兰获胜。您认为,乌克兰赢得这场战争的意义何在? 潘永忠:时下,欧盟、尤其是德国,不再固守「动口不动手」的拉拉队角色,一改犹豫不决的停留在指责与抗议声中,即直接付诸于实际行动。1月25日,德国每日新闻报道:今天柏林方面终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豹2」主战坦克。 不能让俄罗斯获胜,使其重蹈当年侵犯阿富汗的失败之路,就是「确保了乌克兰获胜」,其意义是: 1、意味著维护与确保了「二战」以来世界和平稳定的秩序。 2、在全球范围内,世界自由民主阵营得到巩固,抑制与阻遏独裁专制国家的抬头。 3、如果俄罗斯此次军事侵略、并吞失败,便能够阻止其进一步侵略的步伐,粉碎其吞併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的企图,抑制其威胁东欧诸小国和北约国家等狼子野心。 4、维护与巩固欧盟的团结,确保欧盟在未来国际合作中继续发展与壮大。 一言以蔽之:「确保了乌克兰获胜」,也是维护与确保欧盟的未来和平发展环境。  法广:普京发动对乌战争以来,一再遇挫。如今似处于骑虎难下之势。他将如何应对未来局面? 潘永忠:新近,欧盟最高外交官约瑟普·博雷利(Josep Borrell Fontelles),表示,西方必须继续向基辅提供武器,并警告那些认为俄军「已经失败」或表现不佳的人称,莫斯科有赢得战争的长期历史。 他指出:「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习惯于战斗到最后,总是在濒临失败的绝境中恢复和重生。」他以1812年的拿破仑侵俄战争、及1941年希特勒入侵前苏联作为例子,表达了两层深意:一是警告美欧乌等不要轻敌,毕竟骄兵必败。何况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还拥有巨大的战争潜力,此时若对俄放松警惕,很容易战败。二是敦促美欧继续援助乌克兰,帮助这个国家赢得战争。在这位欧盟高官看来,俄乌之战不仅是一场防御性战争,也是一场能维持美欧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战争,也只有击败了俄罗斯,美欧的国际地位才能更加稳固。 我同意博雷利的说法,俄罗斯民族的韧劲和战斗意志举世公认,不能轻视轻敌;再则前苏联与阿富汗的战争打了整整9年,现在说「普京和俄罗斯」失败为时过早。近日,俄罗斯安理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警告道:「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失败可能导致核冲突。」 战争走向,真是难以预测,因为整个世界都缺乏站出来「踩刹车」的人。 法广:许多分析观点认为:这场战争的走向,对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影响至关重大。台海两岸能否长久维持稳定局势? 潘永忠: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成功与获胜,会吸引模仿者,其它独裁专制国家也会跃跃欲试,使用军事力量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目标。中国长期的武备,欲侵犯与并吞台湾就是眼下最大的现实威胁。打败俄罗斯,不能让其获胜,也是警示中国统治者,千万不要贸然出兵侵略与并吞台湾,这将是与整个民主国家阵营为敌。 中国政府不能重蹈俄罗斯覆辙,当代文明社会不接受野蛮、血腥、残暴的军事征伐与侵略,即所谓的「武统」,美欧民主阵营、世界各文明国家都不会接受这样的行径,俄罗斯就是榜样。北约推出新版「战略概念」,其宗旨是:保障盟国的自由和安全。维护被共同的价值观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自由、人权、民主和法制……。民主台湾同样在受到保护之列。 相信两岸人民都期望:台海问题,必须回到政治解决,双方通过谈判的和平解决。
    1/28/2023
    11:54
  • 盘点政治紧张背景下的两岸经贸往来——访台湾学者李淳
    随着中国政府新冠清零政策解封,2023年的农历新年是新冠疫情爆发三年以来首个旅行限制大幅松绑的春节。因为疫情而中断三年的两岸小三通也在中国大陆春运启动的同时,有限度重启。但相关谈判遇到的困难折射出曾令台海两岸关系热络发展的大三通如今面对的困局。新冠防疫措施无疑为两岸通航增添了新的阻碍,而北京不断对台湾进口产品发布禁令也令两岸通商面对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今天的公民论坛专题节目邀请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WTO中心副执行长李淳先生,为我们盘点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下的两岸经贸往来。 防疫解封,通航限制尚未松绑 法广:李淳先生,您好。近期的一个热点话题是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台海两岸的小三通是否随中国防疫政策解封而复航。相关谈判进展不是很顺畅。其中症结表面上还是防疫,但这是否是唯一原因?其中困难是否也反映着两岸目前微妙的关系? 李淳:“台湾目前对中国大陆的开放政策基本上是比照西方主要国家(包含日韩) 目前的作法。目前的官方理由当然是以防疫为主。但这其实也不单纯是因为中国确诊人数爆发增长。最根本的问题是现在资讯非常不透明,我们对中国整个疫情爆发的情况,包括确诊率、走向预测、特别是重症和死亡人数等数据(都不很了解),目前中方提供的资讯,(令人)无法评判疫情严重程度。这是为什么台湾对从中国入境的旅客采取比较严格的做法的最重要原因。” “未来,假设中方资讯提供更充分,再加上疫情可能在中国农历年后趋缓,我相信台湾也会观察,也会像其它国家一样,逐渐松绑。” “至于您提到台湾会不会因为两岸情势,采取相对不友善的作法,如果我们退一步来看,其实目前两岸在人员往来和流动议题上,主要的限制措施不是来自台湾,而是来自北京方面。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台后,中国就采取了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中国人民来台湾观光旅游的措施。这种限制措施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松绑。所以,中国大陆旅行团基本上无法来台湾,但其中原因不是台湾不欢迎他们, 而在于他们在中国拿不到所谓的入台证!要知道中国和其它国家不一样,入境需要签证, 它的人民出国也需要许可。中国就通过这个出国许可,也就是入台证,实行控制,导致目前大部分旅行团都无法成行。这是过去几年来我们看到好像双方人员往来显著下降的最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当然是2020年爆发的新冠疫情。” 农产品出口只占台湾两岸贸易1% 法广:两岸自2008年起,基本实现了三通,也就是通航、通商、通邮。通航现在不顺畅,但通商方面好像也出现不少困难。只是去年12月,北京方面就先后宣布暂停进台湾水产品、酒类,还有不少商家的食品的进口。此前还有停止凤梨等水果产品进口等等。整体而言,受到暂停进口的主要是农产品。这些禁令对台湾经济有怎样的影响? 李淳:“目前为止,这些中国禁令在台湾产生的实际影响远远低于在心理上引发关切的程度,因为台湾本来就不是一个农产品出口国。农产品出口大概占台湾整个对中国出口1%!这就是说,假设中国全部禁止台湾农产品进口,对台湾对中国出口影响也就是1%。从经济角度看,一个百分点对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更何况目前还没到这种最坏情况。但是它在台湾引发的心理上的震撼远超出这一个百分点的影响。这种震撼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台湾企业会担心:下一个被制裁的对象是谁?另一方面是台湾政治方面,它特别引发反对党质疑政府无力处理两岸紧张关系,导致台湾非农产品部门担心未来会不会也面对这种制裁问题……当然,所有这些都还是假设性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但是因为台湾有些产品,比如液晶显示器,还是比较集中出口大陆,所以大家很自然会把农产品的经验,延申到对其它产品的担心。” “总之,制裁的影响在心理上产生的不确定感,远远大过实际的经济影响。更重要的是,就如同中国对其它国家的经济制裁,经济制裁通常是在初期阶段可以达到效果,而且,一个很重要条件是,相关被管制产品无法找到替代市场。一旦有替代市场,这些管制或禁令的效果就会迅速下降。以台湾为例,台湾的凤梨现在已经转到日本或其它比较先进的国家,虽然历经一段调整期,但现在看起来,出口已经慢慢回到原来的比例。这是一个好的例子。” 台湾非农企业加速新市场开发 李淳:“一般来说,农产品比较不容易移转市场,因为这会涉及到一些饮食习惯或距离等具体问题,但是对于制造业,移转市场的空间就相对大很多。所以,目前为止,在政治或心理上的影响,还是比较有限,因为我们对大陆出口大部分是非农产品,而在这些领域,假设面对禁令,他们也相对会比较有办法去处理。” “但这些措施也会带来正面效应,也就是会让台湾企业更有警觉心,他们会比较主动的愿意去分散市场,降低对中国出口集中的问题。过去,台湾政府一直在警告企业: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但是,因为中国大陆市场很大,商机很高,利润很高,所以,在没有发生这些(制裁)事件之前,台湾企业移转速度比较慢。经过这几年农产品的禁令,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改变是,企业警觉到这些问题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也就比较愿意加速新市场开发。可以说,这是这几波农产品禁令带来的加速产品市场争占的一个正面意义。” 台湾对大陆出口近半为半导体业产品 法广:北京方面不断推出这类带有威慑性的措施,那这些贸易阻碍对中国大陆经济没有任何影响么?两岸经贸往来,对于大陆来说,只是政治意义吗? 李淳:“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说中国目前的经济胁迫对台湾的实际影响非常有限的原因。如果我们看去年的数据,中国大陆加香港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合计在一起(我们就全部视作出口中国),占台湾对外出口的38%,比例非常高,而且是非常单一的出口市场。所以,从理论上看这些数字,人们会感觉台湾暴露在很高的经济胁迫的风险之下。但是,如果仔细看台湾出口产品的内容,我们会发现,其中大概有一半是半导体行业产品!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台湾是一种半导体出口结构。这些台湾半导体出口,就像进口原油一样,是中国最重要的一个基础原料的来源。过去几年,中国大陆进口晶片的金额,已经是等于中国进口原油加粮食的总合。所以,我们可以说晶片是中国最大的需要仰赖进口的原料。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把制裁措施延申到台湾的晶片出口的话,这对中国经济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只是晶片短缺,它也会加速现在已经开始动摇的投资人信心,和供应链移转速度。举例来说,去年富士康郑州工厂因为新冠清零政策引发劳工抗议、罢工等等,已经让苹果、富士康等企业加速移转。我们想象一下,如果台湾的晶片出口出现一些紧张,那必然会让苹果公司、让富士康公司等企业进一步加快分散产地,以避免这样的风险。” “晶片之外的台湾出口产品中,还有很多是比如机械类,或石化产品。也就是说,台湾出口中国的产品中,有一半产品集中对中国出口的比重相对比较低:中国大陆是重要市场,但不是唯一市场。” “总结来说,从台湾出口结构和内容来看,假设中方扩大经济制裁,其效果伤台湾的程度可能会低于伤自己的程度。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从台湾的角度,大家没有感觉压力特别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也正因为它知道如果扩大制裁,就可能出现伤到自己比伤到台湾还重的情况,所以目前没有看到中方有要扩大对台湾农产品以外出口制裁的迹象。所以只能说,假设中国要扩大制裁,那确实可能影响它的经济,但也因为这种经济影响巨大,所以它也可能在决定扩大的时候,会再三考虑。目前没有这样的迹象。” 台商回流,对美出口大幅增长 法广:台商是两岸经贸关系的重要环节。目前这种复杂的政治环境下,大陆台商现在处境如何?台商大陆投资回流是否形成规模? 李淳:“台商投资回流的情况非常明显。第一波投资回流的产业类别比较集中在受到美国特朗普总统年代关税制裁的对象。因为美中台三边在过去是一种三角供应链关系:美国企业下单给台湾企业,台湾企业生产的地点移到了中国大陆,在中国生产后,出口美国。但中国制造产品出口美国要被课征贸易战关税的时候,供应链就会开始调整,台商会考虑是否应当转移到不需要面对贸易战关税的地方。移转最立即可及的地方,就是台湾,因为大部分在中国生产的台湾企业,比如鸿海集团,或者广达电脑,他们在台湾仍然有一定的厂房基地,恢复在台湾生产的速度会很快,不需要再去找地点等这些复杂的过程。所以,第一步回流台湾的企业都是这类企业。” “这种回流反应在哪些方面呢?这些产品以前是台商在中国生产,台商回流台湾就带来台湾对美国出口显著增长:原来的Made in China出口美国,现在回流,变成Made in Taiwan出口美国。美国近几年再度成为台湾第二大出口国!每年的出口成长大概都在10%到30%左右!(法广注:根据台湾财政部统计处2022年2月23日的进出口贸易数据,2021年,台湾对美国出口突破历年新高,达657亿美元,年增29.9%,是连续第五年呈现正增长。根据美国在台商会引述的美国官方数据,2018年到2021年间,台美双向货物贸易总额成长达50%,使得台湾在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的排名每年上升一个名次。)通常在贸易往来中,很难看到一夜之间增幅如此大的情况。其中最重要原因当然就是台商回流。这是台商回流的一个证据。台湾经济部当然可以列出有多少千亿台币回流,作为佐证。但我觉得出口美国的大幅成长是一个很直接的证据。” 2023:紧张大格局下或微现松缓? 法广:2023年刚刚开始。您认为,新的一年里,两岸经贸往来,有可能出现什么新的变化么?您如何看这一年两岸经贸往来的前景? 李淳:“我觉得两岸经贸往来还是会处在一种关系持续紧张的态势下。主要原因之一是台湾很快就会进入总统大选模式。过去,中国对于这样的场合,当然比较……不希望台湾有任何误判,也希望创造出对中国比较有利的结果出来。现在执政的是民进党。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不喜欢这样的政党继续在台湾执政。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紧张仍会是两岸关系主轴。” “但话虽如此,我们也感觉美中两国在2023年会相对有更多的对话,对抗的程度可能会稍有缓解。美方已经讲过,双方的战略竞争关系不会改变,但是要管控冲突风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很快可能也要访问中国,等等。” “同时,我们也看到,习近平新年谈话,还有国台办新主任宋涛最近的谈话,好像让人感觉有一些柔软表达的倾向。习近平在新年讲话中,没有特别谈到诸如“统一”、“武统”等话题,而是谈到两岸“相向而行”等。所以,有人观察认为,中国今年可能会在威吓的同时,也以相对软化的、比较有弹性的方式,来处理台湾问题。所以,我的预判是,虽然两岸仍然在紧张的大格局下互动,但或许2023年,两岸关系会比2022年稍有缓解。”   2008年两岸三通启动曾推动两岸关系快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台湾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尴尬的国际地位也令台湾扩展与亚太近邻经贸往来的空间有限。但中美战略竞争也正推动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产业链重组,台湾以它在晶片产业的实力在其中扮演着难以替代的角色。如果说特朗普任下的中美关税大战曾推动不少台商投资回流的话,李淳先生指出,拜登政府对中国祭出的“晶片禁令”无疑对台湾对大陆的晶片出口产生影响,也令台商无法接受大陆企业委托。台湾持续被排挤在中国与东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形塑的区域贸易互惠往来之外,但李淳先生相信,台湾国会外交近年取得的重要进步应该可以有利于台湾与欧盟经贸关系的改善。
    1/20/2023
    18:59
  • 夏明: 2023西稳东乱、百姓穷国最难
    在经历了新冠疫情以及俄乌战争冲击的异常动荡的2022年之后,2023年伊始,世人对新的一年充满期待,期盼着新的一年能够为人类带来转机。然而,俄乌战争仍在继续,新冠病毒也没有绝迹,仍在一些国家大肆泛滥。面对严峻的疫情局势、不断加剧的地缘政治冲突、全球供应链的巨大挑战以及通胀压力等多重冲击,2023年将为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前景?陷入危机的全球经济能否迎来春天?各国民众能否憧憬一个更加轻松美好的一年?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就2023年全球的政治、经济走向做一个前瞻性的判断。 法广:首先请谈谈您如何预测2023年全球整体局势?您认为,今年全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夏明:是,预测总是有风险,所以我们在政治学上讨论的不是一种决定论式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概率论的,就是哪些大概率事件会发生。 首先我讲讲,因为在80年代我成长的时候,正好是中国引进未来学,《第三次浪潮》,《大趋势》在中国风行。后来我从事政治科学研究,我认为政治科学不是历史科学,所以它的很多研究是立足于当下,要掌握未来。任何未来发生的事情,在当下都可以找到清楚的一些原因,和它的一些脉络。对我们来说,如果对未来进行某些展望,我们有了预警、预测,也就有了预备、就有了预案。所以我就想谈一下2023年的整体局势会怎么样走。我最大的担心是认为,2023年全球面临的最大的情况,恐怕是全球性的饥荒。这一点可能是很多、尤其是中国的听众,因为在过去的40多年,一直经历着经济的向好,没有深切的体会。如果我们看全世界至少在2023年-根据国际组织的预测的话-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将陷入经济衰退。而在这三分之一的国家里边,有二十来个国家是挣扎在饥饿线上。也就是说,食品安全得不到保障。这些国家当然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都有。它们主要是因为各自的原因:有一些是因为战争,比如像:乌克兰、阿富汗、叙利亚,这些国家都是因为有战争、内乱;还有像:也门或南苏丹、或者索马里、刚果、埃塞俄比亚,这些都是长期以来-尤其许多是撒哈拉南部国家-一直挣扎在饥饿线上。当然战争,也包括乌克兰战争。乌克兰战争打断了对世界粮食和能源的供应线,使得许多依靠乌克兰的小麦出口、还有俄国跟乌克兰的天然气石油出口的国家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许多国家还有它内部的战争,就像叙利亚、苏丹、也门,这些国家都有局部的、内部的各种战争。第二个,当然是和全球的新冠是有关的。尤其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它们的经济基础比较差,医疗基础也比较差,这场令全球失去三年的新冠疫情,给许多国家带来了灭顶性的灾难。第三,气候的变迁。气候的变迁使得许多国家在去年遭殃。它们的农业基本上都遭受损失,其中最大的像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几千万的人口遭受到洪灾的影响,他们的粮食或者棉花这些农作物也都损失在30%、甚至在50%以上。另外我们在美国也体会到许多难民在冲击美国南部的边界,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有中美洲国家,它们由于气候变迁、由于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所以在逃难。这些就是气候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去年一年,无论是黄河、或者长江,这些河道干枯,中国著名的湖泊都干涸。你可以看到粮食的危机在加剧。这些在美国也可以感觉到。所以我最大的一个预测,可能是在2023年,许多国家会陷入饥荒,而且饥荒直接会影响到许多的发达国家,这恐怕是2023年最大的一个挑战。 另外两个附带的、跟这个粮食危机有关的:一个是不是战争还会继续升级?尤其像乌克兰战争,有没有可能再扩展出去,发展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目前普京陷入一种非常被动的局面。当然,普京是有这么一个意愿:把这个战争更扩大,把更多的国家卷进来,比如像白俄罗斯,或者是他有时也经常挑拨北韩有所动作,同时也想把中国拉进来,跟他建立联盟等等。但是,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根据西方国家的团结和对乌克兰的支持来看,其实这个冬天恐怕对普京来说,形势不会向更好的方向转,而且形势可能会更加恶化。中国要加入这个战争、或者要跟俄国继续深化结盟、跟西方继续对立的态势,目前也在减弱。所以我觉得,这个战争的威胁恐怕不会成为2023年的最大的威胁。如果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话,那么大陆对台湾的战争也不会形成这么大的威胁。 第三,2023年最大的挑战,其实还是全球化的破裂以后,全球化继续的倒退,许多国家继续走向民族主义,很多国家没法参与到全球化、得到全球化的利好,对他们的经济和各方面的发展都会有负面影响。但是,我们看到一个亮点,就是现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因为他今年是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的轮值主席-所以他在对西方七国的每一个国家,都在进行访问。他在目前西方七国经济首脑会议上,想起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的作用,一个聚合力的作用,把西方七国能够团结起来,在2023年有所作为。尤其是英国首相苏纳克、美国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些都是具有非常有远见、而且也愿意相互合作的领袖。所以我认为,大概2023年,西方七国首脑会有更多的协调,西方的团结,恐怕会使得这个世界更多的有所希望,或者能够采取很多积极的作为。很不幸的是,我们不大能够看到联合国、或者是其他的国际组织能够发挥太多的作用,这点恐怕是2023年主要的一个走向。 法广: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发出警告认为,2023年全球经济将更加艰难:美国可避免经济衰退,欧洲情况不佳,中国经济放缓对全球影响大。您对此作何解读? 夏明:是,我们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出的警告,主要是针对着世界的主要的、大的经济实体来看世界经济的走向。首先,世界大的经济实体肯定现在非常地艰难。但是,这种艰难对它们本国的老百姓直接造成民生的、饥饿的影响的可能的要稍微低一些。所以为什么我把全球的饥饿、尤其是穷国家、第三世界国家,这些国家放在我认为2023年最大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实也是由于全球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在2023年会更困难是有关的。也就是说,各个经济大国都已经自顾不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它们对全世界的经济的贡献在减弱,各国的选民、老百姓对各国要进行的承担国际义务、进行经济援助、粮食援助,这种意愿也在减弱。同时,许多的经济大国都有各自的不同的问题,它们也都有一种捉襟见肘的感觉,所以对全世界的各种的援助也都会减弱,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不幸。 在2021年,全球的经济开始在一定的复苏、成长也都比较好,是以6.1%的水平在成长;到了2022年,新冠疫情又有所回复,尤其像中国进行清零政策,也都把经济给关掉,也影响了全球的生产链条。所以2022年经济成长就不是那么好,跌到了3.6%的水平。后来在2022年的预测的过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在2023年,全球的经济成长可能会达到3%,后来把它给调到3%以下(2.9%)。但是就在最近几个星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目前的最新的动态,把它调到了2.7%。所以总体来说。全球经济会非常的缓慢,这对全球来说是非常不幸的。这里面有几个世界经济的引擎,它们在熄火、或者在缺乏动力,其中最主要的(国家),美国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对美国整个的经济的走向,大家认为,50%可能会好,50%可能会差。所以现在还没有出现一个确切的预测,认为美国一定会陷入经济危机;但是欧洲情况就不是这么好了,尤其我们看到,英国跟法国都出现了一些问题,欧洲的通货膨胀比美国要高,英国-尤其是在现任首相苏纳克上台之前-,特拉斯(Truss)任首相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对经济的误读。她的经济政策受到了资本市场的普遍的怀疑,使得英国经济受到了非常大的挫折,尤其是英镑贬值。所以欧洲国家怎么样能够稳住、尤其是英国怎么样能够稳住,这是2023年主要的一个 问题,如果有意外的话,可能会在那儿出现。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我们看到,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成长总是会对世界的经济成长贡献了非常大的比例。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基本上是在放缓。有人认为:今年中国经济要达到3%(的增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心理上的影响就在于:过去的40年,中国经济的成长从来没有低于过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如果今年中国经济成长可能会低于全球的经济发展水平,这个对中国的信心也会是很大的打击,同时对中国的周边国家也是一个冲击。因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国许多的邻居像韩国、日本、还有东南亚许多的国家,都是得力于中国的经济顺风车。所以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恐怕会加剧亚洲国家、或者是中国周边国家的衰退。 总的来说,经济出现问题,像过去要解决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就是要靠钱来打点;现在这个手段会越来越难以为继。因为没有资本以后、没有资源以后、大家必须要进行各种政治上的、社会上的冲突,也就是矛盾会更增加。这种经济衰退,其实下面带来的一定是社会的动乱。我们已经看到,像亚洲国家,在过去的几年,出现了几次军事政变:泰国、缅甸都出现了军事政变;在非洲,去年一年就出现了五次军事政变。另外,拉美普遍的右翼政权全部被选落,现在是普遍的左翼政权的兴起。最近的例子就是巴西总统卢拉又重新回到政坛。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023年整个世界的不仅是经济的问题、政治、社会问题这些冲突,同时还有穷国跟富国的冲突,全球一个总的秩序的重建。在过去,中国跟俄国、或者是中国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或者是金砖联盟等等,想挑战西方国家的经济秩序;但是,随着俄国陷入战争、随着中国陷入自己的经济的衰退-尤其是在防疫上面的自我混乱-,我相信,西方国家现在在审核自己的团结,也就是说,过去俄国跟中国千方百计想离异西方国家的团结,这次看,是完全都没有实现。西方国家表现出高度的团结,它们现在是在相互的帮助、在抱团取暖。所以西方国家可能在应对这些冲突的过程中,反而会有许多的优势。因为西方国家在这次整个大的混乱过程中,它有民主体制,其实在解决各种冲突。所以总体上来说,它们的政权会比较能够有弹性、能够生存下来,而且它们有这个能力帮助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过去跟着俄国或者跟着中国跑得很近的国家,它会逐渐地渐渐的远离它们,更多的投入到美国的、或者西方国家的怀抱。 中国经济如果没办法走出来的话,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为中国其实是一个出口拉动型重要的一个国家,如果中国失去了国际市场对它的各种的刺激,尤其是现在的西方国家在经济分工、合作上,有意的在排挤中国。对中国的影响恐怕会大。也就是说,对中国整个两代人来说,在过去40年,从来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经济衰退,这一次恐怕是真的经历我们人生第一次真正的经济危机。 法广:最近三年来,中国在疫情管理中始终采取异常严格的清零政策,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严重受阻。如今突然放开,全面开放边境,是否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复苏? 夏明:是, 过去的三年多,中国一直在二元困境中挣扎,一个就是如何防疫,但是另一方面,防疫又是要让经济做出牺牲;所以又如何保经济。中国政府也说得很清楚,尤其要保经济市场的主体,也就是说,不要让企业垮掉。这是它一直在说的两个目标。但是,在过去三年多的努力的过程中,其实中国政府没有把这两个目标构建成一种良性循环,相反,搞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它在防疫的过程中,第一,它有一个重大失败就在于:因为其实疫情是传染性的、全球性的这么一个威胁,其实防控应该是全球性的努力,是应该相互的合作。中国政府把这个防疫,作为它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主义的宣示,作为它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要在防御上打一场世界上最好的防疫战,要让其他国家抄自己的作业。而且它信心满满地以为:它是最早获得病毒最基本的信息的,它要在疫苗开发上,它认为是可以最早的突破、显示它的优越性,同时它信心满满,早就提出在疫苗的外交上,要向全世界的穷国输出疫苗,要跟美国展开疫苗外交的对抗。整个防御的思维就错了,因为这个防御思维跟西方国家形成了很大的差异,所有的西方国家和它的盟国,它们马上就抱团,马上就相互承诺,共同来研发疫苗,大家分享。所以可以看到,美国、德国、日本、英国都在疫苗的问题上,以及在后来的抗疫的药品问题上,都开足马力,拼命地在寻求突破。任何一个国家有突破,它们所有的国家就开始在分享,使得这些突破能够获得最高的利润。所以西方国家在它的防疫、尤其是疫苗和药物的成功上面,使得它的医疗系统能够稳下来。这样,它就形成了一种局面:一方面是疫苗,让大家形成了一种防御的能力,保证重症、保证死亡率持续的下降;而且它有各种政策,让大家获得疫苗的接种,形成了一股一股的防护墙。对其他的坚决拒绝打疫苗的,它也不是用暴力的方式强迫,而是让你形成一定的自然的免疫。这样就是没有打疫苗的, 相互他们形成了一种群体的免疫能力。在这样两个前提下,西方国家出现了开放经济。 但是,中国这些都没有达到。中国的疫苗,目前证明是没有效果的。在过去三年,中国疫苗没有形成疫苗上的绝对的突破,也就是整个防疫的木水桶最低的板块(短板),就是中国的疫苗的失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习近平所谓的防疫的清零政策,也推迟了这种群体性的感染,尤其是年轻人,如果年轻人没有达到一定的群体的防疫的能力的话,他直接就会影响老人。所以你看到在中国,它没有达到这样的情况。在目前,它是被逼迫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为了保经济-因为习近平意识到,他今天的政权面临着非常大的危机-所以为了挽救他的政权的危机,所以他突然地放开疫情的管控。但是,突然放开疫情管控,是完全没有科学性的。如果我们比较一下,像日本、新加坡这些国家放开管控,往往都是在夏天,这个时候,户外活动比较多、空气比较流畅的情况下,那个时候把它给放开;到了冬天,反而会有更严厉的防控措施。 但是中国恰好相反,正好进入冬天之际,突然全面放开。这样的话,由于我刚才讲的其他的几个原因,使得突然死亡就面临着一个高峰。这个死亡高峰对中国要促进经济不是正面的影响,相反会拉动中国经济后退。中国现在很多地方都已经混乱不堪,而且中国这个国家,还是有一种孝道的一个国家,对老人的死,其实牵动着整个社会的情绪。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突然的开放,其实无助于推动经济的复苏,相反,使得中国的经济陷入混乱,使得中国社会陷入混乱。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现在经济没法拉动,防疫的经济又突然停摆,有许多的工人在厂里面抗议。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中国在整个生产链条上,让全世界越来越失去信心,许多国家现在都已经在把中国作为一个防控链条的安全性上来,作为一个不可依靠的国家。所有这些对中国的经济复苏来说,都是负面的、迎风而来的阻力。最大的阻力,我觉得还是习近平:他今天面临着多元困境,他的各种政策,其实在相互的打架,让世界和中国的资本-尤其是私营资本-不会突然生发信心。因为比如习近平说,希望经济开放、能够把经济搞活,但是同时,他有另外一个利剑,就是他还要深化他的所谓的反腐。他说,“反腐永没有停止”。所以当然对中国的经济来说是有一种恐惧。另外,他现在想使得战狼外交得到一定的舒缓。但是习近平,他也同时在过去的宣誓中说,“中国人绝不会低下高傲的头”。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些说法、做法,恐怕并不会马上促使中国的私人资本、国际资本和外部世界对中国很快增添新的信心,所以这些对中国的复苏都不会有太多的好处。
    1/15/2023
    18:54
  • 夏明:世界格局是欧亚中俄轴心挑战民主海洋带
    即将结束的2022年,是十分动荡的一年。国际局势充满变数和不确定性:新冠疫情爆发三年、俄罗斯发动对乌战争改变世界格局、欧洲出现能源危机、美国陷入通货膨胀,中国则处于经济停顿。。。从年初北京冬奥会:中俄结盟;到中美关系激化:两国在台湾问题上龃龉不断,贸易大战尚未停止,芯片之战又硝烟四起;多位曾在国际舞台或与中国关系问题上起到过重要作用的元首级人物去世,似乎标志着一个重大时代的结束。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就2022年国际外交上的几件大事阐述一下他的看法。 法广:2022年年初,冬奥会在北京举行,在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抵制的情况下,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开幕式,作为为数不多的外国国家元首,普京给足了中国面子。两国首脑举行了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请谈谈,中俄的结盟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夏明:是,如果我们看看习近平,他的外交格局,基本上还是把中俄的结盟作为他的整个外交的主要的构架。尤其在今年二月的北京冬奥会上,普京跟习近平在大国的关系上,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出了他们两个情同手足,是一种铁杆兄弟。我们以为乌克兰战争进行了已经十来个月,可能习近平不再会跟普京继续地拉近,而是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是最近你看,习近平又说:普京还是我最好的朋友。这句话,习近平以前说过,而且他还说:我跟普京的性格是非常相似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对普京和习近平两个人来说,他们乐于为对方站台、非常赞许,而且相互需要对方的支持。所以中俄关系跟普习关系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 当我们在说到中俄结盟的问题,当然中俄没有签订像以前中苏的这么一个正式结盟的条约。但是事实上来说,中俄在协调-在重大问题上,尤其在联合国的安理会上-都是在协调,事实上是一种结盟关系。这种结盟,对世界格局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当然对世界的整个进步、对全球化的深化是有破坏作用。所以全球化今天陷于停顿,很大的程度上是中俄主要努力的结果。因为在过去的三十年,俄国作为全球化的最大的失意者,其实不断在破坏全球化,尤其想搞黄东亚跟北美、跟西欧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的利好。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在整个过程中,其实坚持了许多的反民主、反对市场化、反人权的各种的做法,使世界在进步的和全球化的过程中,也受到了这种挫折。所以我认为,中俄的结盟对世界格局来说,当然是一个负面的、非常反动的这么一个作用。 另外,在过去的一百年-甚至近两百年-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大国之间的关系,有一种主要的海权跟陆权的较量。因为陆权以德国到俄国这边,作为主要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跟海权英、美、日本的崛起形成了这么一种挑战。今天中国跟俄国在欧亚大陆结盟,尤其是以上海合作组织结盟,再带动其他的、包括像伊朗、现在有土耳其这边的国家、还有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这些斯坦国家,当然就形成了一个陆权的欧亚大陆的这么一个心脏地带中心。他们在对抗一个海权,这个海权,主要是西方民主国家为联盟的、形成了一个海洋的外圈。所以世界的结构,因为有中俄的结盟,尤其是跟西方民主联盟的各种对抗,世界的整个格局-我把它叫成一种百吉饼的结构-,就是中心是上海合作组织为主要的这些国家,外围就是西方国家的联盟。这种较量,其实终结在冷战结束以后的整个全球化的大国的合作,破坏了全球化当时需要的这种大国之间的信任,它们能够营造的冷战以后的和平,都遭到了破坏。所以今天世界上的各个国际组织也都处于一种非常被削弱、甚至是瘫痪的状态。现在在这么多重大危机的发生过程中,基本上很难听到联合国或者联合国安理会的声音了。这是中俄结盟对世界格局产生的一个非常大的负面影响,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倒退。 最后一个影响是:让第三世界国家遭殃,因为无论是乌克兰战争,还是中国这边对新冠疫情的管理不善,给全球带来的灾难,其实就是穷国,现在不仅是灾难遭殃的问题,它们是要面临饥饿,要饿死的问题,所以现在饥荒在许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出现。我们可以预估未来的几年全球面临的危机,首先是第三世界穷国遭殃,甚至会带来大面积的生命的丧失。这些恐怕是中俄的结盟和它们的许多的政策给全球格局产生的重大的影响,尤其是许多负面的影响。 法广:2022年,全球多位知名的政治家或元首级人物先后去世,包括日本前首相安倍,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被视为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戈尔巴乔夫,以及英国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伊丽莎白二世和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这些元首级人物的逝世,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代世界,留下怎样的启示和挑战? 夏明:是,我们看到在冷战结束以后,世界能够进入到全球化的合作,各个大国之间能够建立比较好的合作关系,其实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四位领导人,当然多多少少都是有些关系的。这四位领导人跟中国带来了各自不同的影响。 首先,戈尔巴乔夫,他使得苏联的共产主义、苏联这个国家本身在苏联的终结,使得整个苏东共产主义体系最后崩溃。也就是说,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共产主义的国家-苏联的崩溃,苏东共产主义的最后的瓦解,宣布了共产主义是没有未来的。所以这点对中国的冲击、影响也都会非常大。中国无论在处理跟俄国的关系或者跟西方的关系,它其实都是像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这种被动,是因为他们永远没办法正确地处理戈尔巴乔夫留下的各种遗产。 另外,如果我们看英国女王。英国女王,她的最重要的跟中国的关系,当然是在于中英关系的处理,尤其是对香港的问题。香港的主权最后能够和平的回归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英关系的整个发展在80年代、直到香港回归的前几年,都还是比较顺利的。中英两国也还是有比较好的合作关系。但是到了21世纪以后,所谓的“一国两制”逐渐逐渐的开始崩溃。最后到了2008年以后,中英关系变得越来越开始恶化,尤其是2018年、2019年导致整个中英的关系陷入一种非常对立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些使得中国在尊重国际条约的问题上,丧失了它的信誉度。如果中英处理香港的国际条约,而且在联合国备案,中国政府完全可以不支持、不遵守,甚至一手把“一国两制”,其实最后把它给变成废纸。英国女王的去世,尤其是中国领导人、像王岐山,在整个仪葬礼式上的出席,而且唯一的三个中国的代表都是带上口罩的,让中国在整个这个重大的国际外交场合变成异数,那我觉得英国女皇的去世,凸显了中国在国际文明世界里边的孤立。 我们再讲讲安倍。我觉得安倍非常有意思就在于:安倍在他在任的时候,以他名字命名的成就,就叫“安倍经济学”。安倍也是在日本历史上任期非常长的一个首相,他的任期应该是突破了二战以后任何一位首相的。他的经济遗产、跟他的政治遗产相比,其实并没有他的政治遗产更重要。而他的政治遗产、尤其是他关于地缘政治的分析,关于中国对日本的威胁,成为他死后放大了传递出去的非常大的一个信号。今天的日本的首相岸田,其实就继承了安倍的地缘政治的遗产。所以在日本,无论要回到正常国家、或者加强它的军事、或者它在军事上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迎接中国的挑战,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其实都是安倍的政治遗产。所以我觉得这些领导人,在对中国的关系上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最后,我们看中国自己的领导人-江泽民。江泽民的功过、是非都非常清楚。他的“功”、尤其是他提出“三个代表”,试图想把中国新出现的-无论是资本家、私营企业家-纳入到中国的政府的体制内、进入到党内,同时在共产党执政的过程中,能够缓和这种阶级矛盾,能够用功利主义的方式,使得中国进入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方向。甚至他也跟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的东西进行了调情。但是,最后你可以发现,江泽民在整个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最后还是迈不过共产党一党独裁的这个坎儿。最后他也是受到权力的影响,不断地揽权,想控制中国的未来。最后在整个权力的暗箱操作过程中,把习近平送上了大位。而今天习近平,其实把江泽民过去给中国人带来的许多的积极的进步,都通通给毁掉。 如果我们反思这些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整个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国跟这些国家,通过了非常艰苦的努力改善了关系、建立了信任,而许多的国家跟中国都是比较亲善的关系。但是你最后会发现,无论是安倍、或者是英国女王,最后他们对中国的态度越来越失望,变得越来越强硬。 而他们留下的遗产,使得在西方国家、甚至在全球都会发现:对华强硬派的领导人的崛起。这个应该让我们值得讨论,尤其是中国应该值得反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些领导人的去世,让我们也应该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当然许多都是才华横溢的,但是更重要的,他们也都是有信念的。而这个信念是跟历史进步挂靠在一起的。所以我觉得他/她不仅仅是靠勤奋的问题,他/她还有信念的指引。而这个信念跟历史进步连在一起,作为这四位领导人,我们看他们的功过、评价的话,对中国领导人也是一个值得照的一面镜子。他/她的信念跟历史进步是连在一起。这恐怕给当下的中国、尤其是给当下中国领导人留下了非常大的挑战。 法广:2022年,中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博弈不断加剧,争夺霸权的较量在各个层面展开,各自也将扩展自身影响力的触角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您如何评判这场战略竞争? 夏明:是,我一直觉得在过去的40年,全球化的兴起、冷战以后,到后来新观疫情的出现、中美贸易战、到全球化突然的受挫-并不是完全终结,但是现在在调试-。新的一轮全球化什么时候回来?我们还要等待,但是,我们从整个40年的长程来看,其实西方国家对中国-无论是中国的领导人、还是中国的企业家、或者是知识分子-都还是进行的一种比较长的、通过交流、通过开放、通过接触,试图也会想培养中国各级的人才,能够理解和拥抱世界上的各种重要的制度和价值观。但是,西方国家基本上处于一种失望。也就是说,过去对中国的这种妄想,今天基本上是完全失望了。所以美国今天给中国展开的各种的战略竞争,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习近平当然认为,这种竞争压力的是非常大的。他把它叫做是“极限的施压”,他试着把它叫成一种“敲诈”、“遏制”,要对“我们进行一种封锁”。所以这种战略竞争是非常的尖锐的一种较量。这种较量涉及得非常广,在美国目前跟中国的较量,从经济关系,其实走向了更多的战略地缘、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中美的这个冷战早已经开打了。 而美国现在在用它主要的几个手段在对中国施压,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技术手段。技术手段,以前是不许中国轻易地获得美国的技术,也就是说,不许中国所谓的“偷盗技术“或“产权保护”等等。后来也不许中国轻易地在美国进行融资,或者是收购、并购或者在资本市场投资,获得各种资本、或者是技术。今天转移到更深的一个层面,现在美国已经开始对美国的公司进行一种管控,也就是说,不许美国公司向中国去进行投资、或者进行技术合作。这种对中国的压力其实在增加。另外美国在人才上,其实也在对中国施加压力。不仅中美人才交流遇到了许多障碍,不仅中国的高端人才,要在美国获得技术、医学或者科学等各方面的学位,现在越来越难,而且美国也给美籍华人下了一个哀的美敦书。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给中国去工作,要回中国去,那你就等于放弃了美国的国籍。不许给中国的这些企业工作。所以人才较量是非常的激烈的。而美国作为一个能够吸引全世界人才的一个国家,这种对中国的人才的较量,压力会非常大。 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跟中国其实在进行很大的一个金融权力的较量,就是美元的霸权,怎样面对中国的人民币的试图想挑战。人民币试图想摆脱它的被动的地位。但是,在过去的三年的新冠疫情的过程中,其实人民币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在贸易中占的比例并没有增加,相反其实还在有点萎缩。因为人民币占的比例,从来就没有超过5%。所以对当下美元在不断地升值,人民币在出现压力,在贬值的情况下,中美的竞争其实很大的程度上进入到了更深的、经济的、金融的领域。而金融货币,如果出现各种的大的变动的话,如果我们看到80年代的债务危机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那我觉得对中国的冲击会很大。 当下中美两国当然希望能够缓和-或者用美国的话来说,希望找到护栏,不要进入到热战。在11月份的巴厘岛的二十国集团首脑会议上,美国总统跟习近平都进行了直接的见面。两国领导人也都试图想使得中美的关系能有所缓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现在也在准备访华。这些当然都会影响中美的关系。 但是中国现在出现了一种不确定的号角,你不知道它到底想走向什么方向。就像最近习近平在沙特访问,认为可以趁虚而入,能够排挤美国的影响、或者能够施展中国的影响。但是在处理问题上都遇到了许多的挫折。 另外,中国现在把所谓的战狼外交逐渐逐渐地在放低调,更多的是在展现它的新的一个中国魅力。所以人们就在问:是不是中国的魅力再次要出行了?但是我认为,这有非常大的困难,因为中国在过去的40年中,其实错过了-或者是浪费了-许多的机会,使得全世界、尤其是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在市场自由化、在民主国家的建设上、在尊重人权上都非常的失望。所以我认为,西方国家短期要改变对中国的看法,如果中国没有做出像邓小平当时的各种努力、或者做出像江泽民在西方国家的各种努力,如果没有这种大的努力和转变的话,第三次西方国家要对中国进行信任的话,困难度要大很多。 最后如果要看中美的战略竞争,其实也提醒了中国人,因为在过去的许多的关系上,包括我们的访谈中,我们谈的都是大的问题。中国人很多都觉得,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什么市场民主、什么自由化,国家的民主或者人权。。。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其实美国跟中国的战略竞争,关注的就是中国的市场能不能走向自由化,中国今天的私营企业家,其实他们应该能够领会到:没有市场的自由化的话,中国的经济或中国的企业家是没有前途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美国不断地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能够走向部分的民主,许多中国的对官方信任不移的人,认为民主不能当饭食。但是今天你可以看到:当中国的经济陷入很多的深层的危机,民主真的能当饭食。最后,当西方国家在不断地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改善人权,但是中国的许多的得利阶层对少数民族比如,新疆或者藏人,他们的人权可以漠视,或者对中国的农村,尤其是农村的留守的儿童或者妇女,以及农民工,他们的人权可以漠视。但其实今天,当我们看到中国在整个三年应对疫情的过程中,无论是它收、还是它放,其实都没有把个人的生命价值真正的放到第一位,而变成了领导人夺权、篡位、甚至踢开宪法的牺牲品。其实今天中国人也应该认识到:一个政权,如果它连人权都不关心的话,它怎么可能关心你个人的生死? 中美的战略竞争,美国说的很清楚,我们不是跟中国人竞争,我们不是反对中国。现在美国新当选的国会成立了一个中国威胁的专门委员会,新任的主席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他就说: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一定要有更强硬的政策来应对这些。我觉得中国的老百姓也应该明白,其实中美关系的许多的竞争,不是针对中国人、也不是针对所谓的中国的崛起,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中国共产党。
    12/22/2022
    18:53
  • 张思之——从“四人帮”的官派律师到异议人士的辩护人
    2022年在多个层面上标志着中国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一年,中共二十大为习近平打破最近四十多年来的常规,蝉联第三个国家主席任期打通了道路。这一年,中国也送走了那个时代两位标志性的人物,一位是被称作是中国律师的良心的张思之,另一位是曾担任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如果说鲍彤代表着随八九六四而夭折的政治改革梦的话,张思之则可以说象征着在砸烂公检法的文革之后,中国土地上曾经萌芽的法治社会之理想。 "无论何种乱世,他仍然相信法治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 张思之先生2022年6月24日离世,享年95岁。他一生经历了国共内战和抗日战争的动荡,也经历了中共建政后的各种政治运动和与此相伴而来的迫害。1980年被指定担任“四人帮”辩护组负责人无疑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不是因为这场名副其实的政治审判引来的万众瞩目,而在于他由此愈加坚定的法治信念。他此后一直视未能为江青辩护为终生遗憾,认为自己没能为中国抓住这次对法治的健全与完善意义非比寻常的机遇。此后,在他迟来的律师生涯中,他曾为王军涛、魏京生、鲍彤、高瑜等政治大案的当事人辩护,但也曾不遗余力地为被冤判死刑并处决的聂树斌翻案努力,为因被指控非法融资而面对死刑的女商人吴英辩护。 1989年的六四镇压重新唤起人们对政治运动之残酷的记忆。但1991年,重新开始律师职业生涯不过十年的的张思之决定为被指控为八九学运幕后黑手的王军涛辩护。王军涛最终因“颠覆政府罪” 、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刑13年。已经流亡美国的王军涛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回忆说: 王军涛:“我觉得张先生真正开始参加大的政治案件辩护是从我的案子开始的。1989年之后,我的亲戚找他,(请他为我辩护),他欣然接受。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在秦城(监狱)见到我时,我对他说要做无罪辩护,因为我认为我无罪。张先生迟疑了一下,对我说:你知道中国是什么情况,你也知道你的案子是什么情况……意思就是他感觉无罪辩护有些勉为其难。后来,张先生看了我的全部卷宗之后,他决定做无罪辩护。我的案子应该是第一个无罪辩护案。张先生开了先例。我的判决书下来后,张先生当晚哭了。他就很希望中国不要再有政治迫害。后来,他又接手鲍彤先生、魏京生先生的案子,以及高瑜女士等很多政治异议人士的案子。我觉得张先生的想法非常质朴。要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七十年代末开始改革开放时,也做了一些反思。当时的高层领导都受到过毛泽东的政治迫害,希望中国不再有政治迫害。张先生本人在大学时期,也就是在加入共产党还很危险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后来他也觉得共产党背弃了当初的理念。他于是走上了为我们这些人做辩护的路。” “张先生最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是他在法言法,包括我自己的案件,包括后来代理的其它维权案件。他一不会向共产党权贵人士屈服,二也不会去附和这个社会应当有革命的言说, 因为革命的时候,法律就变成了次要的问题。他坚持在法言法,希望法律人坚守法律信念。第二,我觉得张先生为我的辩护在当时开一代风气之先,因为在此之前,中国没有什么像样的政治审判,很多中国人,包括律师,也没有想到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张先生为我做无罪辩护之后,才有后来其它律师对政治迫害案争先恐后做无罪辩护。” “第三点,就张先生本人,我觉得他是一位至情至信的人,心底很纯洁。我们知道,像张先生,像鲍彤先生,他们这些人在共产党内很长时间,共产党内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他们知道很多,但他们仍然保持了一种纯正的心态。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时代很重要。” “当然,张先生也知道他参加辩护的案件,十有八九不可能成功。” “我觉得对张先生这样的人在中国的意义开掘的不够。” “张先生晚年时,一些青年律师对他有些非议。我因为一直坚守运动最前沿,从事街头运动,要推翻共产党统治等。有些年轻律师愿意向我谈他们的想法。他们对张先生不满意,认为张先生在与制度做勾兑……我对他们说:这不是勾兑。第一,在商言商,在法言法,在学问说学问。就事论事地说,张先生的当事人或者说顾客委托他,就是为自己辩护,所以张先生必须按照法律程序来做,他接受委托,就是接受程序性辩护,接受在这个架构下辩护。第二,我欣赏张先生的是,无论这个社会如何变化,无论处于何种乱世,他仍然相信法治才是中国真正的出路。我很支持他,因为虽然从急功近利的角度看,他不一定支持我们关于中国社会变革的有些想法,但是更长远来说,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需要他这样的人和他这样的想法。” “律师的职责就是保护当事人” 张思之法文传记(« Les confessions de Maître Zhang»)的作者Judith Bout高玉迪女士曾多次前往中国,采访张思之,也仔细研究了张思之代理的所有案件。她向本台表示: 高玉迪:“他并不天真,深知在那些政治案件中,他不会赢。但他的想法是,既然当局宣示要尊重法律,那就去展示那些对政治犯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脚。他其实就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同时保护当事人。保护当事人,在法言法,而不是借法言政,这一直是他的辩护主线,也是他与另外一些律师之间最根本的不同,因为他认为不应该借助这些审判来凸出自己,认为在一桩审判中,律师的职责就是保护当事人。仅此而已。” 张思之2012年接受财新«中国改革»杂志专访时表示,“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张思之虽然一向反对将法律问题政治化,但每一次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的据理力争,也无一不是对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政治环境的挑战。 他虽然“屡战屡败”,却被看作是“中国律师的良心”。高玉迪(Judith Bout)就此表示, 高玉迪:“他自己其实非常反对(中国律师的良心)这种说法,觉得这种说法很荒唐。但他的努力确实很受尊重,因为他代理的那些案件都非常难。尤其是八九之后,没有律师敢接手与此相关的诉讼。接手这样的案件既需要有体力,也需要有精神上的勇气。接手王军涛案时,他做好了各种准备,知道自己可能会因此而坐牢!他没有逃避此案暗含的风险。”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他接受担任辩护人,他也确实为当事人辩护。他仔细研究所有指控罪名,举证说明对被告的指控没有法律基础,只有政治考量。 这正是他得到尊重的一个原因,也是为什么他的那些辩护词后来私下广为流传的原因。” “另外,大概从2000年起,他就很少亲自出庭辩护,但他仍然在幕后为当时的各种重大政治案件的辩护出谋划策。这些我都曾亲眼所见:同他采访交谈的过程中,经常有电话打来。他不再亲自接手案件,但会转交给他的爱将,浦志强、夏霖等人,帮助他们制定辩护策略。夏霖如今还在狱中,浦志强如今处于近乎监视居住的状态。尽管他(张思之)的名字并不出现,但他并没有缺席。就是说他一直努力工作,直到2014年他中风病倒。事实上,他向年轻一代传授了他的经验,尤其是年轻人不曾有的政治经验,因为他一生经历了中国各种政治运动,深知当局会转眼变脸,开始打压。这一点让他不幸而言中。” 得以近距离观察张思之的高玉迪这样评价这位长者: 高玉迪:“很长时间里,我虽然是他的朋友,但并没有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张思之不是一个总是凸出自己的人,很谦逊,认为自己没有做什么,从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他非常重视友情。非常细心,也非常有人情味,在我看来,这是他与其它我曾经接触过的律师的重要的不同。在他眼里,生活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他总是尽力保护当事人,而不是凸出自己,或者优先某种政治理念。问题不是他没有政治观点,他的政治观点甚至非常明确,但他的战斗是救助当事人。” 常年关注中国民主运动的法国汉学家侯芷明女士在2014年张思之来法国参加他的法文传记出版活动时,与他相识。侯芷明女士同我们分享了这次短暂的接触留给她的深刻印象: 玛丽-侯芷明:“我很高兴有过机会同张思之见面。2014年,他的法国朋友Julie Bout 出版他的法文传记,我们邀请他来巴黎。我有几个很有意义的故事(经验)。一个是张思之与法国人权大使的会面。当时的人权大使是位女士,她对中国不太了解。张思之开始和她交谈的时候,她说你们有很优秀的文化,我们非常尊敬中国文化……张思之有些吃惊,他说:您说的优秀文化是过去的文化,现在可不一样……这次对话就这样各说各话,人权大使说的是一回事,张思之说的是另一回事。最后张思之忍不住了说:现在是共产党文化,同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一点关系也没有!人权大使听了有些吃惊。我当时在场,为张思之担任翻译。我们在会见结束后都有些情绪不好,感觉那位女士完全没有懂我们想对她说什么。” “第二个令我难忘的故事是在CERI,这是法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机构(法广注:CERI, Centre d’Etudes et de Recherches Internationales, 国际研究中心,是巴黎政治学院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联合主持的学术机构)。张思之那天与该中心另一位教授有一场与公众对话活动。在座有很多留学生,有从大陆来的,也有从香港来的,等等。张思之介绍律师这个职业在中国有多么困难,面临多少危险,有人被抓,有人被打,有人遭受酷刑等等。在场一位中国留学生站起来,眼里好像含着泪,他说:张思之先生,我从来没想到你们的职业这么困难。我现在在法国享受一种舒服的生活,我感到特别内疚。我怎么办?我怎么可以到中国,去帮助我们的老百姓和中国律师呢……他真地就开始掉眼泪了。张思之说,哎呀,你这个年轻人!我只能说一句:我爱你!我们当时都很激动,因为我们非常理解这名年轻人的发言和张思之的这个回答。我估计,他(张思之)在中国,很少会遇到这样同情他的年轻人。年轻人当时都比较相信共产党,或者只考虑自己的职业,不会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这个对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三个故事是我们一起  去拜访巴黎律师协会(也是法国律师协会)。律师会的巴黎会址环境非常漂亮,在司法宫(Palais de Justice),这是一座非常美丽的历史建筑。张思之到了后,周围都是巴黎非常有名、很有文化的律师,他们彬彬有礼,并邀请他吃午饭……张思之发言的时候说,我来这里非常高兴,好像是一个孩子回到母亲的家里。但是,我去北京的律师协会,感觉可不一样,好像是去我爸爸的第二个太太的家,是去后妈的家,后妈对我一点好感都没有……所以,我想告诉你们,跟你们在一起,我是多么高兴……” 张思之离世之时,中国律师团体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压。他未能看到他的法治理想变成现实,但相信他屡战屡败,但屡败屡战的执着不会后继无人。 张思之:中国律师职业的良心 从张思之传记到中国律师
    12/21/2022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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