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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夏明:美国-东盟峰会凸显拜登印太战略不改弦
    美国与东盟国家峰会5月12日在华盛顿举行。本次峰会在美国总统拜登即将开启上任以来的首次亚洲行之前举行,不仅展示了美国对东盟的长期承诺、为促进双边的贸易和区域安全合作清除障碍,也凸显了拜登政府“重返亚洲”的战略和决心。两天的会议议程围绕诸多话题展开,但核心议题依旧避不开中国。拜登上任以来致力于与更多国家结盟,组建统一战线以应对经济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美国目前的种种努力能否助其在短时期内恢复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真正达到与中国抗衡的目的?我们请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就本次会议及相关的话题阐述一下他的看法。 法广:在乌克兰战火丝毫没有减弱的背景下,美国与东盟国家举行了一次特别峰会。拜登主张的“重返亚洲战略”会否因乌克兰战争的爆发而愈显复杂? 夏明:是,乌克兰战争当然是干扰了美国重返占亚洲的战略。因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以后,基本上是把亚太-尤其是中国-作为它的重要的关注对象。但是,因为乌克兰战争突然爆发,使俄国成为美国的一个重要关注对象,尤其是俄国跟中国也有结盟的态势,当然使得拜登总统的亚洲政策确实变得比较复杂。 拜登总统这次召开的美国与东盟的峰会,他也说的很清楚,其中很重要的就在于:美国政府必须要强调:重返亚洲的战略没有改变。也就是说,它的战略中心并没有说要回到俄国、或者回到欧洲。所以它这点是要强化。而且如果你注意一下,拜登总统,他在关于这么一个高峰会议,美国政府发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说明,其中就讲到:东盟是美国未来的战略中,一个占有中心地位的,所以从去年的美国副总统访问东南亚地区,到去年十月份,美国(与)这些国家举行了网上的高峰会议,到今年举行见面的高峰会议,而且是在美国,美国总统-应该说-是比较高调的层次上举行大型集会的第一次。所以拜登在宴会上也说道:我们第一次(举行)这么大的宴会,来欢迎多国的首脑。所以美国对这个是非常的重视,而且这个重视-你可以看到-,它里边有几个核心内容:对东盟国家来说,针对性很强;同时另一方面,因为整个东盟跟中国的关系-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也很紧、也很近,所以尽管美国跟东盟的高峰会议,没有中国出席,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次高峰会议当然很多也都是围绕着中国来进行展开的。美国跟东盟的合作,围绕着一个是:怎样使得美国在东盟的战略政策得到加强,也就是要加强经济、加强经济投资,使得东盟国家获得更多的经济利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受到一定的遏制,这是第一点。第二,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强势是在海洋。通过海洋的各种援助、安全,包括各种技术的一些援助,还有美国特意地(将)这些退役舰船送给这些国家。这些当然是针对中国的、在南中国海的这些扩张的。另外,美国提出的一种帮助的这种发展的战略态势,非常强调环保、生态、可持续性发展,这与中国在外边投资、尤其是在环保生态上面重视不够,当然是有针对性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当然就是教育、文化交流项目。面对中国的所谓的硬实力、软实力和锐实力,美国也非常着重强调,对东盟国家,不仅要加强他们的留学生、增加他们的签证,而且还要建立他们的未来的领导的各种培训项目。这些培训项目,从现在大概是三十来人,未来要扩大到每年几百人,往900人走,这种投入是非常大的。当然最后一个,就是要加强疫情的防控和援助,因为毕竟美国如果要在东盟国家这边要发展它的影响,必须要在抗疫的过程中,一定要加强它的援助。美国已经进行了各种的疫苗的提供援助,也提供了经费的援助。现在还在增加投资,所以可以看到,美国当然是加强东盟的战略地位,以经济、以援助、以疫情多方面、还有软实力的这种扩张在配合。 法广: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拜登准备推出一个全面的印太经济框架,这将是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以来,美国在该地区的第一个重大贸易和经济举措。此项计划能否成功?将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美国抗衡中国? 夏明:是。首先,美国在特朗普总统下边,退出了印太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现在人们就在问:拜登总统是不是应该回到这个垮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的延续?因为毕竟美国退出以后,日本还在坚守。所以日本把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转换成所谓的“CPTPP”,就是“全面与进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所以人们就认为,美国是不是更好的是应该返回?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这也折射出美国目前的一些处境,也就是说,拜登总统在国内、现在目前来看,遇到的经济问题比较多,各种疫情的压力、经济的通货膨胀。。。所以如果拜登他要去否定特朗普总统的一些政策的话,他会是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价、尤其是外交。所以我认为,作为拜登总统来说,他现在如果是直接地回到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协定里边去,就也等于是直接地跟特朗普的退出去作对;而特朗普总统当时退出这个协议,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美国国内支持度的。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作为一个战略考虑,拜登总统不会马上再回到协议,而是建立一个新的全面的印太框架。这个印太经济框架,当然是配合他的印太战略计划的。所以,从长远来看,这种全面的印太框架,跟印太战略的配合,同时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融合,都是有可能的。这就要看未来,美国的拜登总统能不能引领美国走到一个更繁荣的方向。如果拜登总统在中期选举、或者在两年以后的美国总统大选,出现这些挫折的话,当然这些都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这个计划能不能成功?能不能成功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也在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结构的变化,多大的程度上,拜登总统的政策具有权威性、具有稳定性?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现在在讨论这个印太全面经济框架的时候,也是希望国会能够卷入。国会卷入,通过国会立法的方式,就让它更具有稳定性,这是它成功地一些必不可少的一些要素。他的做法、全面的印太经济战略框架 本身,就是配合印太战略的。而印太战略的根本的目标,其实是针对中国在东海、台湾海峡、南中国海、还有在中印边界地区,中国许多的、比较有点战狼外交性质的这种对外的一些作为。所以我认为,当印太战略能够建立,其实美国已经完成了它对中国、其实也是一种遏制,你可以看到一个海洋的包围圈,其实把中国已经给包围起来了。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抗衡中国?印太战略,当然需要有经济的支撑,有这些当地的伙伴国家能够得到经济的利好,所以我认为,如果印太经济框架能够推出的话,其实是在具体的细化和加强印太战略,当然是在帮助美国政府,用它的经济上和战略上的这些框架来抗衡中国。 法广:美国总统将在5月下旬到访首尔和东京并出席“四方安全机制”会议。您如何看待拜登本次亚洲行? 夏明:是,我们看到:首先,韩国的新总统、刚当选的。韩国新总统尹锡悦是比较强硬的,就是说对中国是比较强硬的;而他另一方面,对日本又是比较友善的。所以他的一个重要的施政方针、他在竞选过程中,就讲到:要跟日本改善关系,要跟中国、还有北朝鲜,要有强硬的政策、不妥协。同时要加强跟美国的防务,包括在萨德计划上。不仅要把现在的萨德安装要落实,而且还要试图进口新的一套萨德的设备,等等,这种举措当然对拜登总统来说,配合他的印太战略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里面也提供了一个日本跟韩国的关系改善的契机。因为我们知道,日本也有一个新首相上台,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其实对美国的关系也是非常的好,而且他本人也在美国生活了好多年。所以日韩关系目前的这个契机,拜登总统一定是会力求促成这两国关系不断地改善。因为我们知道,在前任的日韩的关系是有些问题,一直比较冷淡。如果拜登总统能够借用日韩两位新的行政首脑出来,能够加强跟他们的关系、能够协调他们的关系,恐怕这是拜登总统亚洲之行的一个重大的举措,可能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功。另外当然我们看到,他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当然是印度、日本跟澳大利亚。这里面涉及到一个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这次我们知道乌克兰的战争。乌克兰的战争引发了印度必须要做出个选择。而印度在这次整个选择过程中,其实是一种骑墙。当然印度也长期有一种所谓的不结盟的战略。所以这次印度基本上没有谴责俄国,而且也没有加入到美国对俄国实行的各种禁运。相反,这些制裁措施,其实印度趁机占了些便宜。也就是俄国的油和天然气这些,价格非常便宜。我看了一下报导说,大概是以低于国际市场起码30美元一桶油的这个价格,其实印度在进行大量的收购。所以当然我认为,作为拜登总统,他是有必要在亚洲协调他跟这些盟国的关系,尤其是如何一方面给印度一些独立性,但是另一方面,也会给印度施加某种压力、要给它一种选择。就是说,你要权衡一下:你跟俄国靠近会付出的代价。因为毕竟印度跟中国的关系也是非常紧张的。所以我相信,这次四国安全机制会议,恐怕也是要协调在乌克兰战争这种条件下,怎么样让印度能够跟美国外交政策保持一致。    但是我认为,印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训,我觉得应该吸收,因为长期以来,它搞的所谓的不结盟的政策,其实给它吃亏很大。其中最主要的就是1962年,因为它所谓的不结盟,不跟苏联结盟、也不跟美国结盟,当它被中国打的时候,其实都没有铁杆兄弟来马上帮忙。所以我们看到,这场战争打了之后,印度的总理尼赫鲁一年之后就死掉了。所以我觉得对印度来说,有时候骑墙恐怕给它带来的国家安全的威胁更大。 法广:拜登政府执政已经进入第二年中,您如何评估拜登总体对亚洲的政策和战略? 夏明:是,你看我们已经谈到了拜登总统确实非常繁忙,在亚太地区构建各种他的战略上的、经济上的、和多边关系的这种构架,所以你可以看到,拜登总统有一个网络式的这么一个多层的网络、逐渐在相互的、有交错的、有重叠的、当然在推动亚洲地区的整个合作。当然这个合作,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的恶性的一个崛起。因为中国恶性崛起是要挑战现成的国际体系,而且是要挑战自由和法治的这么一种国际体系。所以对拜登总统来说,我们刚才讨论的所有的问题,都反映出他的亚洲政策的总体的部署。拜登总统的亚洲政策,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两年,基本上已经显示出来。他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亚洲这边地区的国家非常地不平衡,不是像欧洲国家那么同质,在亚洲有点异质型。这个异质就使得有共产党国家、有非共产党国家、有高度的发达国家、有高度的不发达国家、有跟美国传统上是敌人的国家-包括像越南-、有传统上跟美国一直是盟友的国家或者甚至是它的殖民地、(像菲律宾),所以我认为,拜登总统、或者美国整个对亚洲的政策就很难出现一种非常整齐划一的这么一个规范,类似在东盟高峰会上,越南总理范明政就闹了一个小笑话:他们在等待跟国务卿布林肯见面会谈的时候,他们就在那儿讲话、随便、非正式的讲,但是现场就把它录下来了。越南总理范明政他就在讲说:我们谁也不怕,美国也不要以为会把我们怎么样,我们也不怕你,另外好像就说“拜登总统,我们也可以将他一军”等等。越南,当然是有它的各种打算的。同样你可以看到,美国这次对洪森、柬埔寨的-他是东盟轮值主席-对他有意的在给他 这种比较高的对待。而洪森在柬埔寨,其实在回潮这个专制的政治。所以我相信,面临着缅甸的军政权、在泰国、泰国是美国的强烈的支持者,也有军政权的问题、军事政变。所以我认为,对美国来说,它必须得对亚洲国家要有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个多元的、一个细化的政策,不可能一刀切。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美国必须意识到:就是亚洲这些国家,它跟苏联的铁幕国家不一样,它们更多的是一种竹幕国家,用竹幕国家的这种灵活、和它的这种坚韧,是美国必须要学会打交道的。这里边,就让我想起1958年,美国两位记者写的一本书,叫《丑陋的美国人》,就专门总结美国对亚洲文化的不理解。而且美国人这种狂妄,使得在亚洲政策的失败。我认为今天的美国,对亚洲多大程度上理解?多大程度上能克服狂妄?当然现在我们看到,副总统Kamala Harris(贺锦丽),她也是第一位美国副总统有亚裔血统。那么我相信:美国也可以在刻意的改善对亚洲的了解。但是我还是认为,美国现在对亚洲政策,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的人员之间配备,好像还是缺少理解和知道亚洲的人。尤其更重要的、我认为就是:美国在它的对欧洲、对德国、各种战略过程中,包括对俄国各种战略过程中,它都会着意地吸纳一些在这些国家成长、懂得他们的文化和社会结构、或者他们的心理、心态的人。但是你可以发现,美国的东亚政策、或者亚洲政策,它的整个决策圈,基本上看不到就是在亚洲长期生活、或者是有亚洲背景的人,能够给美国出谋划策。我认为这点恐怕是美国显出的某一种狂妄。因为我认为,就像我从中国来,我在美国生活的时间比在中国生活的时间现在还长了,但是如果真正要理解亚洲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恐怕你没有一个对这个社会、文化和语言有深刻了解的这批人的话-就像越南总理,他之所以可以随意地在那里讲笑话,他就是有一种认定,就说:你们根本就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所以这一点,我认为恐怕是美国对亚洲政策需要改进的地方。
    5/20/2022
    17:07
  • 钟剑华:香港已倒退到比80年代的情况还要差
    在上一次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邀请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剑华先生向大家介绍了他对刚刚落幕的香港特首选举的观察。钟剑华先生是香港社会学学者。2019年,前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宣布脱离香港大学,成立独立的新机构:香港民意研究所。曾担任香港理工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总监的钟剑华在退休后,成为这个新机构的副行政总裁。他同时不断在«苹果日报»、«独立媒体»、«立场新闻»等香港媒体发表时评文章。法广也曾多次邀请他分享他对香港社会及政治事件的观察与分析。2020年7月,港版国安法重锤落下,香港公民社会瞬时风声鹤唳,一片肃杀。坚持开展独立的各项社会与政治议题民意调查的香港民意研究所开始面对越来越大压力,而2021年,该研究所围绕北京授意下的香港新选举法后首次立法会选举的社会调查更引来亲北京媒体的攻击,他本人在«AM730»执笔近7年的专栏也被叫停。原本仍然坚持民意研究所工作,也试图继续在媒体发表文章的钟剑华最终还是做出了至少暂时离开香港的决定,于今年4月底踏上了前往异国他乡的旅途。 “一种被欺骗的感觉” 法广:您刚刚离开香港。有什么具体的原因最终促使您做出这样的选择么? 钟剑华:“我自己一直以来原没有打算离开香港,一直还是希望能为香港做些事。所以,即使港版国安法出台后,我当时还是坚持留在香港,继续我的工作,继续评论时事。在很多人都所谓“封麦”的时候,我还是希望自己不要受恐惧支配。但是近来气氛变得很坏,很多人被拘捕、检控。而且,政府还启用了一些在殖民地时代都已经不用的古老的法律,比如“煽动”等等,这些罪名的门槛很低,很容易就遭到拘捕。我就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安全。我希望能保持自己的自由意志,把这种自由意志转化成评论、观点,才会有意义。如果我像其它人一样也被政府拘捕,我的自由意志就不再有意义。很多人都为我担心,很多人劝我走,我也不想让父母为我的安全忧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在今年3月暂时离开香港。这一切都不是单一的原因,而是多种因素叠加。” 法广: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北京。2022年,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中国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50年不变的香港 “一国两制” ,已经走过了一半的道路。您怎么概括香港今天的情形呢? 钟剑华:“如果是以个人的经历看,我当然是很失望。我1980年进入大学。那时,中英刚刚开始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当时,我们对中国的 “四个现代化” 、改革开放都颇有盼望,都希望中国好起来,希望香港能够为中国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也希望香港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地方,摆脱殖民地身份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为历史留下一个经验。所以,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承诺、对«基本法»都抱持审慎乐观。但结果很令人失望。25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共产党差不多已经表露出狰狞面目,不止一次推翻它此前的承诺,即使是写入«基本法»的承诺也可以推翻。现在的港版国安法及其种种要求,都不符合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原则。很多政策都与«基本法»相抵触。但他们并不介意如此。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香港)现在的情况当然很令人不安,也很令人失望。我曾经经历过那个有盼望的阶段,现在都不得不考虑离开香港,以保全我自己的自由意志,这实在是一个很无奈的安排。当然我觉得这是对我自己最好的安排,但还是相当失望、相当难过。” “政府作为检控机构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法广:的确,目前听到来自香港的消息,不是哪些人离开了,就是哪些人被拘捕,或者已经被拘捕,但多种罪名叠加,不断面对新的庭审、判决…… 新闻自由和司法独立一直被看作是香港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两大要素。香港新闻自由在无国界记者组织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行榜上,已经从20年前的第18位,跌落到2022年的第148位。香港的司法独立现在是怎样的情况呢? 钟剑华:“我们以前都认为司法独立是香港的底线。港人继承了港英时代留下的一个很好的司法制度。但最近这两年,港版国安法出台,大家可以看到香港的司法制度已经崩溃,很多判例都让人摸不着头脑。而且,政府作为检控机构也是无所不用其极。比如说,香港工会运动领袖李卓人(前香港职工盟秘书长,曾任立法会议员,及香港市民住院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港版国安法实施后,因参加未经批准集结等多项罪名入狱——法广注)在示威游行的时候,手里拿了一只气球,政府就利用一条殖民地时代的古老法律,说他释放气球,威胁飞行安全!所以我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所谓的“依法治国”,就是以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经过如今已经没有代表性的立法会通过,或者用殖民地时代的古老法律,做出审理和判决。如此荒谬的做法根本就是破坏港英时代留下的那一套尚能追求公平的司法制度。所以,香港的司法制度应该说已经崩溃。这也就难怪很多国际机构、投资银行、跨国企业等都在调整在香港的营商操略,甚至安排人员离开。法兴银行不久前就将人员调走了。这是一个很有启示性的决定。” 法广:各界对刚刚成为香港第六任特首的李家超具体的执政纲领所知不多,但他明确表示,上任后,会推动香港就«基本法»涉及国家安全的第 23条立法。2003年,董建华领导下的港府曾经推动23条立法,但引发香港50万人同年“七一”大游行反对,港府不得不搁置立法努力。如今港版国安法自2020年7月1日已经开始实施,香港现在推动23条立法还有多大意义? 钟剑华:“当然有意义。如果根据«基本法»的规定,23条立法是香港特区政府的责任,所以,早晚是要实现立法。2003年尝试失败后,大家的一个基本理解是,如果再次推动23条立法,会有广泛的咨询。现在在港版国安法下 ,港府推动23条立法可能比以前容易,但也更难获得港人的同意和支持。我相信政府还是要这么做,政府当然能够这样做,因为再不会有50万人出来抗议了。但这只会对香港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不单不能挽留人才和资金,可能还会加快人才和资金外流的速度。而这样,香港的经济就更加困难,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我相信问题很严峻,但是北京和新任香港特首可能都到了一个阶段,他们不惜一切,而且,十分麻木,这是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处理各种问题时表现出的一种风格。” “我只能说这一切都是一种很令人失望的发展,是一种严重倒退,香港甚至倒退到比80年代时我们看到的情况还要差。这是不争的事实,无论北京官员说什么“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还是“一国两制成功落实”,这些都是谎言。我希望大家能看清这些谎言。这也是我决定离开香港的一个原因,就是保留自己的自由意志,继续讲出真实的香港故事,让更多人知道香港的真相。我希望能继续为香港人发言。”
    5/17/2022
    11:25
  • 廖天琪:特殊国际背景下举行的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年度会议
    5月10-13日,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斯洛文尼亚小镇-布莱德Bled再次迎来了一年一度由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主导的文学会议。与往年相比,今次会议气氛更加凝重,并有着其非常特别之处:不仅欧洲爆发了战争,中国面临着严峻的疫情局势,香港推出了新的特首,还有急需改善的人权状况。。。我们在今天的节目中,请再次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的廖天琪女士谈谈本次会议的相关话题。 法广:天琪女士您好!首先祝贺您再次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请您介绍一下,为何和平委员会年年在布莱德举办这样的会议? 廖天琪:谢谢。布莱德成为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每年固定举行会议的大本营,有着很悠久的传统。二战结束,冷战开始,共产主义和民主国家两大阵营对立,两个阵营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也因而停滞一段时期。当时人们考虑在铁幕笼罩之下,什么地方是两个阵营的文学同行们能聚首的地点。1962年当时还属于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地区的笔会,于这一年复会(它在40年代被当时意大利的占领者封会)。1965年国际笔会的第33届年会就选择在布莱德这个美丽古老的城市举行。这次会议有400多国际作家们与会,他们选出美国作家亚瑟·米勒 (Arthur Miller)为会长。当时苏联的作家们首次能够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这是一次重大的文化突破。此后布莱德就成为东西阵营的作家们经常聚首开会的地方。1984年,斯洛文尼亚笔会会长米洛斯·迈克连(Miloš Mikeln,1930-2014)建议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立即得到与会者认同,他也成为委员会第一任的主席。往后的35年里,这个委员会的主席都由优秀的斯洛文尼亚的作家们担任,直到2019年,法国笔会会长Emmanuel Pierrat 当选为第一个非斯洛文尼亚的主席,而我也荣幸地被选为4名副主席之一,本次我又连选连任再度成为副主席。         布莱德是个风景极具魅力、湖光山色的小城。波光粼粼的布莱德湖中耸立著一个迷你小岛,上面有个教堂,还有树林环绕的步道。湖对岸的山顶上就是有名的布莱德古堡。布莱德这个有千年历史的小城几经斯拉夫、日耳曼、奥匈等帝王的易手,历经沧桑,却风华依旧。斯洛文尼亚是最早摆脱南斯拉夫的原加盟共和国,1991年只经过同母国的十日战争, 就顺利独立,经过政经改革,它成为那些社会主义兄弟国中,最为富裕繁荣的国家。国际笔会跟这里结下了超过半个世纪的文学因缘。今年这是第54届的文学会议,还是以和平委员会作为会议主心骨——世界和平、作家们在不太平的世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是我们讨论的重点。 法广:这次会议是在欧洲陷于俄乌战争硝烟正烈的时刻举行,战争这个主题是否也反映在会议上? 廖天琪:在非常时期举行的会议,自然跟时事息息相关。会议有两大主题:1.面对全球伦理的沦丧,作家们如何应对?2.怎样团结在乌克兰周围。国际笔会的大约160个分支是由各国笔会组成的。至少在一半成员国内,作家都没有完全的写作和言论自由。因此国际笔会不仅是国际作家们在写作上进行思想交流、文字切磋、相濡以沫的园地,也是具有为一切被噤声封笔的同行们声援呼吁的机构。没有和平,哪里还谈得上言论和写作自由。令人悲叹的是从二战结束后,全球各地的 区域性战争几乎没有中断过,但是,一个大国入侵一个几乎同文同种的小主权国,而此事发生在自视孕育人类文明的欧洲,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          来自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的伊莲娜·斯塔若沃特(Iryna Starovoyt)代表乌克兰笔会前来,她做了专题发言,叙述战火中同胞们在生死边缘挣扎,却依然意志坚定,保有尊严。俄乌之间就如破裂的婚姻,覆水难收之下,一方用暴力、不计后果,来试图扭转既成事实,彻底粉碎了一切可以和平共处的可能。她举例自己20岁的女儿,炮弹飞过头顶爆炸在咫尺,她问孩子是否吓坏了,女儿说并不害怕,只是震耳,她要求母亲让她暂时停学,以便她继续参加民兵后援工作。「人的创造力和怜悯心」是最强的武器,对方再强大也不能剥夺人们的意志和尊严,伊莲娜如此说。她的发言冷静沉着,但强烈的感情不时流露在她的眼神和手势中,令在场的人动容,报以如雷掌声。          另外还有两位白俄罗斯的女作家也发言,叙述在专制独裁的统治下,写作者所遭受的恐怖镇压和威胁,但是人们继续用手、用脑来记录统治者的罪恶和罪行,为历史作见证。与会者一致强调我们跟所有受迫害的同行站在一起,关注他们的命运,为他们声援,在可能的范围内提供援助。战争事实上把人们拉近了,人同此心,在自由世界我们也感同身受困境中同行们的锥心之痛。 法广:五名遭囚禁的香港民主运动人士获得十国十五位学者联署提名为今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你们开会期间,香港又有5名民主人士,其中包括90岁的前主教被拘押。请问香港问题也受到关注吗? 廖天琪:在和平委员会中,我是负责亚洲这部分的。被安排在第一天的首次会议中作报告。我除了提出缅甸军政府的暴行和对罗兴加人的镇压之外,主要提出香港、台湾、新疆维族、西藏和南蒙古等地受到中共政权镇压的情况,特别是对异族在文化、语言和宗教上剥夺权利的民族政策。台湾的困境堪可跟乌克兰相比,每日受到对岸的军事威胁和媒体渗透。香港在国安法降临之后,哀鸿一片,有超过150名各界人士被下狱。各种媒体,从纸媒《苹果日报》被关闭,到电台、电视台被封,发行人、主编、记者纷纷落网,噩耗日日传来。 美国加州大学的汉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发起一个联合国际学人,联署提名5位香港民主人士作为2022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如您所说,这份由十国的十五位学者签署的文件是一份历史性的呼吁,也是维护人类文明、尊严和权利的宣言。上百万的港人在过去两三年中以和平手段争抗,事实上就是对暴力、对国家机器最有尊严的否定,他们不仅在护法、维权,也为人类争取和平做出了表率。我在会上简短地介绍了五名候选人,他们代表老中青三代人,代表媒体、工会、律师、学生等不同阶层,他们的勇气、坚持,继承了12年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精神,薪火传承,照亮黑暗。我呼吁在场的60多名国际知名作家们,支持这个提名行动。事后我获知,就在我发言的当天(5月11日),香港新科的港首又逮捕了5名民主人士,包括90岁的前枢机主教陈日君,罪名是「勾结外国势力」,如此荒诞的违法行为,足见新特首是北京的马前卒,新官上任来把火,杀鸡儆猴一番。不过这场猴儿戏只能是为诺奖候选人又预先投下重磅的赞成票。相信奥斯陆的委员会心领神会,不会忽略它的份量的。 法广:虽然国际局势是会议重点讨论的,但是这毕竟是文学会议,请问有哪些文学活动?文学能够在暴力猖獗之时发挥什么作用? 廖天琪:最近几年,布莱德的春季国际文学会议期间,都加入了一个颁奖典礼,让15-19岁的青少年参加散文写作比赛。本次比赛的题目是围绕战争与瘟疫这两个主题,此外还有一个是自由命题,结果四名年轻人脱颖而出,书写了非常具有思想性,并且文字优美的论文,两名女孩写了战争对她们造成的内心冲击,一个女孩写新冠夺去她祖父的生命,让她感到极端的痛苦和恐惧。一名男孩则选择了政治议题,叙述权力在面临挑战时,掌权者如何掌握分寸不逾矩的问题。斯洛文尼亚笔会会长Tanja Tuma认为应当鼓励提携青年人的写作兴趣和能力,颁奖安置在国际会议中,是让年轻的写作人跟国际人士接触,汲取经验。          四天的会议期,每晚都有文学诗歌的朗读会,与会者可以把自己的作品跟听众和同行们分享,周五晚上更是在4个不同的城市进行朗读。只有205万人口的斯洛文尼亚是这样一个人文精神丰沛,把文学艺术和文化供在社会的高地上的国家,难怪这里不断涌现极为优秀的作家诗人。如曾担任会长以及如今国际笔会副会长的诗人作家Boris Novak, 我有幸在晚间的聚会上跟他同桌谈天。这位温文尔雅却内心坚强的诗人,他的诗歌宛如一把刺向滥用权力的利剑,却又抚慰受伤的人心。他的作品也在大陆翻译成中文。当与会者激情地讨论如何制止战争,促进和平之时,他说,不要轻视文学和艺术的力量,他们有时比枪炮火箭还厉害,而我们写作者手中就有这样的利器。 法广:如此人文荟萃的国际会议不至于只是「纸上谈兵」吧?和平委员会订出了怎样的未来计划和实行方案? 廖天琪:您问得好。我们列出了一系列的行动方案。首先由笔杆子英国的Simon Mundy即时拟就了一个决议案,指出俄国滥权,侵略乌克兰、屠杀平民、毁灭物业和基建、强暴女性,而中国和白俄罗斯政府在本国有类似的行为。我们建议:侵略者立即撤回本国、对乌克兰进行经济物质赔偿;政府允许媒体对于战争的分析和报道,人民有知情权;停止对妇女的暴行侵犯;联合国安理会必须进行改革,否则总是坐视战争的爆发,不能维护和平等等。这份决议经由讨论,将进行一些修改,最后提交国际笔会,在秋季年会上讨论通过,成为正式文件,提交各个国际组织。 会议将向教宗和达赖喇嘛投函,请他们出面制止战争。还有对于可能被英国遣返美国的《维基解密》网站的董事及发言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本次会议提出要为他的安全进行营救。如果他被送到美国,将面临175年的牢狱处置。阿桑奇从2010年起发布了一系列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的违法和反人道的军事行动,以及在国际外交上、生态上严重违反国际准则的行为。2017年以来,维基解密也发布过关于中情局CIA的一些关于黑客攻击能力的密件,他流亡逃避美国政府追捕12年。3年前,保护他的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停止对他的庇护。2019年4月他被英国刑警逮捕关押至今。多年来全球声援阿桑奇的行动从未停止,人们呼吁美国政府停止迫害他,指出这样做将违反国际上关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准则。2018以来有16个国家加入声援。
    5/17/2022
    18:22
  • 钟剑华:2022年香港特首选举完全是北京操控的结果
    2022年5月8日,前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经选举法修改后产生的选委会投票,成为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第6任特首。说是选举,恐怕有些言过其实。这个2021年9月产生的选委会由近1500人组成,几乎清一色是亲北京的建制派成员。而李家超是唯一候选人。5月8日,该选委会1428人参与投票,投票率为97.74%,其中1416人投下支持票,8人投不支持票,得票率达99.2%!2022年7月1日他将正式走马上任。这位得到选委会几乎百分之百支持的新特首,在香港民意中的认受度如何?直步青云之后,这个香港首位来自警察队伍的特首将如何承担这座社会严重撕裂的城市的管治工作?他会给本为亚洲第一大金融中心但贫困现象日趋严重的香港带来怎样的前景?曾长期从事香港民意调查的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社会学学者钟剑华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他的观察与分析。 警员出身的李家超在五年内实现了其政治生涯的火箭式飞跃。来自工人家庭的李家超1977年入职香港警务处。40年后,林郑月娥2017年出任第五任特首时,他成为香港保安局首位警员出身的局长。2019年风起云涌的港人反逃犯条例修订抗争运动显然为他的政治升迁开阔了道路。他于2021年6月,晋升特区政府地位仅次于特首的第二把交椅,成为首位来自警察队伍的政务司司长。 如果不是小圈子选举,李家超根本没有可能成为特首 法广:李家超5月8日几乎以选委会100%的得票率成为香港第6任特首。但这是一次只有一名候选人的选举,他从宣布参选到选委会投票其实只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没有竞争者,也没有竞选活动。您此前长期负责香港民意研究所的工作,香港民意对这位新特首的认受度如何? 钟剑华:他还没有上任,现在评论可能有些太早。但如果看过去五年的表现,李家超可以说是香港最不得民心的领导人。他先是保安局局长,然后是政务司司长。如果留意一下我们民意研究所关于(保安局长)的民意调查,就可以发现,他长期都是最低分。从他在2017年上任保安局局长,到2019年反送中抗争运动期间,他基本上没有能力解释政府的政策,即使是建制派政党,也对他不存好感。2019年中,香港抗争运动开始变得比较激烈的时候,香港一家北京控制的网络媒体,«香港01»,曾有一篇报道,标题就是:有一种灾难叫李家超!可见在建制派圈子中都有人对他不满意。 此后的两年,他也没有几句话,能让香港人高兴。他后来还是成为政务司司长。但作为政务司长,他的民望也很低。而且,可以说,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没有给他什么机会,因为李家超根本不是她当初想要的政务司司长。但是,在她要换人的时候,北京方面说,换人可以,但人选由我(北京)定。李家超就这样成为林郑月娥政府的政务司长,但林郑并没有给予他很多机会。我们可以看出,李家超在林郑月娥心理的地位很低。 就是说他不仅在原本的班子中是一个很失败的官员,而且在香港人心目中,他也是一个失败的官员。如果不是小圈子选举,他根本没有可能成为政务司长、特首。但现在北京只支持他一个人,没有其它人有机会参与这次选举。而且,选委会1400多人,1426票支持他。对我们来说,这样的结果一点也不意外。他虽然在历届特首选举中得票率最高,但是也要知道,现在这个选举委员会,是由最少人选出的选举委员会。2017年那届选委会虽然只有1200人,但是通过30多万人投票选出,而且当时还有专业类别,比如社会护理届、法律届、教育界等,都是由通过广泛的选举产生。现在这个选委会只有7900多人投票选出。所以,先把选举委员会限制在一个不足8000人的选举程序,选出1400多人,控制起来就很容易了。这是北京要追求的一个结果。所以,这次选举完全是北京操控的结果,并不是因为香港人的支持而成为新一届特首。 北京选定李家超只是看中他可以作为代理人 法广:从您的介绍来看,李家超在香港政界、商界其实都没有足够人脉,在民意中,也没有更多支持。未来五年,他如何开展工作呢? 钟剑华:我相信他也不容易(开展工作)。因为他要领导的香港,现在还是一个金融中心,是一座经济城市,一座国际城市。但是,李家超从来没有参与过金融、经济、外贸等方面的工作,甚至都不曾做过这些领域的咨询委员会。也没有参与过一些协会事务,比如教育、医疗、房屋、社会福利、劳工等这些政策范畴活动,他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他的情况与此前的梁振英还要差。梁振英虽然没有做过官,但长期参与过公共机构的工作,出任特首之前,曾经是行政会议召集人,所以他对香港政府的不同政策有一些认识。而李家超一生就只是警察,后来成为问责官员。但担任问责官员的十年间,表现大家很清楚。最近几个月,以及在竞选中表现出的能力也很清楚。看他在当选之后的发言,他好像头脑里不能同时处理很多讯息,所以不断讲错话。所以,我很担心,他根本没有足够经验、认知,去处理香港这样一个复杂、多元的局面。 北京选他出任特首,可能也不是看中他的才能,只是看中他可以作为一个代理人。北京的这项选择也反映出,起码在未来几年,最重要的目标可能就是打压香港的公民社会,让港人完全失去对高度自治的期望,再没有民主诉求。李家超未来几年的管治会是比较强硬。在其它政策方面,则可能有很多问题,他根本不熟悉。所以,现在看来,他出任特首的能力很有限,而且困难会很多,他根本没有广泛人脉,在管治方面,也只能靠北京的支持。但很多港人很聪明,他们可能口头上支持北京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为自己的未来打算。所以,未来几年变数很多。 法广:整体来看,李家超完全就是北京方面安排的人选。自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无论是特首人选,还是特首管治团队成员人选,其实都需要北京方面的首肯。但相较于其前任,李家超的管治团队组建是否会更缺少自主的空间?他的团队组建是否会完全听命于北京的选择? 钟剑华:管治团队最终都是由北京任命。但是之前的几届特首,比如曾荫权、梁振英,或现在的林郑月娥,他们在提名哪些人进入自己团队的时候,看得出来,那些人都是他们自己找来的,然后提交北京任命,有一定的自主性。当然有些关键位子,比如林郑月娥任下的律政司长,北京方面就抓的很紧,林郑月娥提名好几人,都未能过关,最后才确定了目前这一位(法广注:现任律政司长为郑若骅)。政务司长这个职位更重要,因为这是港府第二把手,如果特首有什么事,就由政务司长顶替。就是说,团队组建肯定不是特首个人意愿可以决定的。总之,以前已经是这样。现在可能更是如此,因为李家超本身就没有很多人脉,虽然他也是公务员,但他是警察,警察与其它公务员很不一样。而且,他也不像有些政务官、行政官那样,会参与不同领域的政策。李家超不是这样的背景,与其它公务员根本没有互动,可能也不认识很多人,根本没有能力领导公务员体系。他从哪里找人出来,提名给北京呢?所以,我相信,北京在选定李家超为特首的时候,可能已经有一个管治班子的概念形成,然后交给李家超,与李家超一起工作。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香港人才流失严重 法广:香港近年来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贫困现象是有官方统计数字的12年以来的最高点。李家超有多少可能,可以比他的前任做得更好呢? 钟剑华:正如我刚才所说,在其它政策方面,他完全没有经验,也看不出他有很多人脉,所以,他会有很多困难。而且,现在有很多人离开香港。几个月前,香港总商会曾经呼吁特首留意人才流失问题。因为不仅走的人很多,而且,根据总商会的调查,走的都是教育水平最高,而且很多都是不同机构管理层的人员,无论是公共机构,还是私人机构。这些人不仅带走了他们的才能、知识,也带走了他们的财富。所以,未来几年很香港经济很难令人乐观。在人才和资金流失之外,一些外国机构看到香港的抗疫政策,以及港府的管治情况,都打算减少在香港的投资,甚至把在香港的总部调走。所以,未来几年香港的财政和经济表现都有问题。在没有钱的情况下,港府就更难有效管理。研究香港政策的人都很清楚,香港在很多方面都没有长远的规划,出现问题的时候,就靠花钱来解决,很多问题都是靠政府的开支来处理。比如香港目前没有很有效的退休保障制度,每年都派抚恤金来解决问题。以前可以这样,因为香港经济表现比较好。如果经济出问题,政府可能连这个能力都没有了。所以,未来几年,我相信港府在处理贫困、福利、房屋等问题上,可以把目标说得很高、很大,但处理的能力则可能因为这些种种因素反而下降。未来如何,还是存在很多不明朗的因素。
    5/13/2022
    15:49
  • 夏明:藏人逆境中求生存创新,其文化宗教影响着中国和世界
    四月底,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边巴次仁到访美国,在华盛顿发表了公开演讲。边巴次仁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将继续坚持以非暴力为基础的中间道路,为西藏寻得一个互惠、持久的解决方案。中间道路的主张是由达赖喇嘛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主张通过对话寻求西藏在中国框架范围内的真正自治权。然而,在北京眼中,这一主张是一个“分裂主义的政治要求”,因此绝不可接受。从而令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和流亡政府代表间长达二十多年的对话始终未果。今次,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边巴次仁到访美国,再次提出中间道路的主张,意义何在?我们连线到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 法广:近年来,受新冠疫情困扰以及最近爆发的乌克兰危机的影响,西藏的话题似乎在世人的关注点上有所淡化。边巴次仁此时到访华盛顿及其他一些国家,主要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夏明:是因为你也看到现在国际大事情很多,尤其是新观疫情、经济各种困难,还有就是乌克兰危机。但是这种危机其实也给藏人提供了某一些机会。因为有乌克兰危机,让人们意识到,像俄国对他国的这种入侵和伤害,同样的中国可能对台湾、或者是西藏、或者是流亡藏人的伤害,也越发激起了人们的关注。所以我觉得,西藏行政中央新当选的司政到美国来访问,其实这个关头、这个大背景、才是有许多的积极意义,因为他会受到一些特别的关注。我跟司政边巴次仁也都是老朋友了,我在2010年跟他就认识了。所以这次在华盛顿,我们也见了面,他给我讲到他的日程的安排非常的多,有非常多的人要拜访。所以美国首都对他的来访也都有特别高的重视,所以他非常忙,他就说有几次都没有时间吃晚饭,只有买一个三明治赶快这样跑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西藏流亡藏人能够引发国际关注的、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他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和意义,第一,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有新冠疫情,所以流亡藏人社区有非常多的特殊的困难。无论在抗疫、还是在经济方面、还有在人权保护上面,都需要美国的关注。我认为这是最大的一个重要意义。因为美国也是一个新政府,拜登政府跟司政都是两位新的领导人,也都是在这边第一次见面,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因为由于中国的强势,流亡藏人在追求他们的自由、和追求他们给中国对话的过程中,也都受到了一些挫折。我认为这个时候,新的司政出来、到社区去走访,一方面是加强跟流亡藏人的各种关系,当然另外一方面,也是促进流亡藏人自己的团结,要保持更强的这种希望,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在于:尽管司政是一个政治领导人,他是个由流亡藏人投票选举的政治领导人,也是一个最高的职位,他领导的是一个政治运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西藏行政中央还领导着藏人的经济自立,在全球各个社会里边要生存,所以它也是一种社会、经济的自立运动。因为我们知道,整个西藏的海外流亡的藏人,他们追求的,除了政治运动、社会经济、自立运动,也是一种精神文化运动,尤其是藏传佛教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在西方主流文化中,都在深入人们的心目中。那么我认为,作为司政,他来推动各方面这些运动,有的会短时间可以见效,但是在目前大的格局下,政治运动在短时间内要见效可能是比较困难。但是,我觉得历史的变化,让人们有时往往觉得难以预测,所以藏人如果能够做好各种准备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在未来,历史会发生什么大的转变。 法广:达赖喇嘛提出“中间道路”的主张已有50多年,与北京进行的对话也持续了二十多年,相关对话自2010年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西藏流亡政府最高行政领导人近一年时间的边巴次仁再次强调西藏流亡政府将继续坚持中间道路的主张,您认为,他是否有可能有所突破,完成达赖喇嘛所未能实现的目标? 夏明:是,因为我们看到中间道路、也就是达赖喇嘛提出的,第一,并不认同中国政府所说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版图。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国家。它跟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同时中间道路也不否定:今天西藏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管辖内。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求一个中间的道路,就是说:我们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的管辖,所以在外交和国防上,尊重中央政府的权力。但是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边有民族区域自治、有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管理,所以达赖喇嘛要求让人们落实宪法里面的“区域自治”、中华人民共和国自己制定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给藏人在文化、宗教、教育上面有真正的自治权利。这就是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有没有可能有所突破?你可以看到,西藏流亡藏人里边,现在边巴次仁是第二位当选的司政,在他之前还有洛桑森格,他是第一位当选的、民选的流亡藏人的政治领导人。他们都在探索不同的战略,寻求突破,能够实现中间道路。中间道路作为一个由流亡政府,由流亡藏人议会已经采纳的、官方的这么一个政策,所以这个道路本身是没有任何改变。但是,两位司政他们还是有不同的一些策略,想推动中间道路。根据我的观察,洛桑森格是比较注重在西方国家走游说的路线,获得西方各国的支持、和全球的人权组织的支持。边巴次仁跟藏人社区、跟印度这边的藏人社区结合得更紧。他的许多的战略,恐怕更多的是有点草根的性质。更多的话,会有藏人的这种社会运动,可能会有些突破。他们两人有不同的战略。现在就说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有没有可能实现呢?这次司政来到美国,他也讲到1998年以后,流亡政府是成立了藏中和谈筹备小组,因为过去十几年,也都没有进行任何的对话、和谈,所以现在这个小组就被解散。现在成立了一个新的策略规划小组,来研究怎么样跟中国政府打交道。 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处于一种强势,所以让任何对话都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国际格局目前变化非常快,无论是在乌克兰引发的西方国家的团结、西方国家对专制国家的警惕、同时对俄国跟中国形成了这种专制轴心的这么一种防范,这些东西都是有助于人们关注西藏问题,而且有助于藏人在国际格局的变化中获得某种突破。另外一个就是达赖喇嘛,他的整个完成宗教跟政治的分离,其中推动藏人社会,尤其是藏人政治的这个世俗化过程,就说他原来作为整个流亡藏人的宗教和政治合一的这么一个领袖,他最后是把政治领袖这个角色是放弃掉了,所以他现在只是宗教意义上的领袖。所以这个司政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民选的职位,其实就已经完成了达赖喇嘛在政治意义上一种转世,也就是说,达赖喇嘛即使转世、或者他的转世灵童在18岁以前还没办法直接、亲自主导这些宗教事务,但是今天有司政已经把这个担当起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达赖喇嘛可能没法在短期内完成他的目标,但是已经是后继有人了。我记得有一次我跟达赖喇嘛在一起交流,因为达赖喇嘛讲要做这件事情、要做那件事情,那我就跟达赖喇嘛说,这需要很长很长时间了,我就说:我都不知道我的人生能不能完成,能不能看到?他说:对呀,他说因此我们就需要转世。所以其实转世本身,你就是追求一种永恒。所以我觉得,无论你有没有在你的有生之年完成它,但是,其实你在做一件永恒的事情。那么我相信一定有其他人会接着去做的。 法广:近年来,北京加紧在包括新疆和西藏等地在内的少数民族地区推进同化政策,导致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群体的处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中国政府来说,是否还有必要恢复与流亡藏人的对话? 夏明:是,首先,我来回答:中国政府有没有必要跟藏人对话?第二,其实在藏人推进对话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其实是非常关注的。我来讲一讲这两点。第一,我们知道,毛泽东,他一直想统一台湾。但是,我们都知道他的军队打下大陈岛等等,但是最后留下了金门跟马祖。金门跟马祖就在厦门旁边。也就是说,如果毛泽东要拿下金门和马祖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毛泽东没有拿下,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毛泽东说:金门和马祖留下来,蒋介石的军队在这儿,这样的话,还可以给我们一些经常的接触,我们大家有一个纽带连在一起。因为毛泽东跟蒋介石都认同:只有一个中国,所以毛泽东认为,金门跟马祖的意义就使得我们两方面还可以经常吵吵架,骂骂架,还可以打打炮。这样的话,真正的让台湾跟大陆还是一家人。因为如果大家都不吵架了,就不在一个屋檐下了的话,就不是一家人了。所以毛泽东他有他的非常高的战略的这么一个意识。同样的,如果有这种对话,尤其是有这个中间道路,那你才真正的可以想象,藏人跟汉人才可能留在中国这个大的框架以内,才可能成为一个屋檐下的,如果没有这种对话的话,最后的话,也就是藏人跟汉人,他们都会怀疑我们是不是在同一个屋檐下,我们有没有必要在同一个屋檐下。如果中共、如果习近平认为想维护中国整个的国家领土和主权的统一的话、完整的话,我当然认为对话对北京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另外,我想讲一个另外一个简单的例子,因为我们在谈论流亡藏人跟北京的对话的过程中,他们有不同的说法,一种叫大写的对话、官方的对话。我们也看到,在1998年以后,流亡藏人成立了对话的小组,其中就有些由流亡藏人政府跟国务院办公室有各种接触,这是一种大写的一种对话。另外还有一种秘密的、非正式的、没有公布的一种小写的对话,就是有包括通过第三方、还有一些秘密的访问等等。当时我认为还有一种对话,就叫小字印刷的对话,也就是达赖喇嘛一直在推动的、藏人跟汉人、尤其是在海外的藏人跟海外的汉人、尤其是海外的汉人的青年、或者知识分子进行对话。所以我把它叫做“小字印刷”的对话。我非常高兴的说,在这个对话中,我也非常积极的在起作用,也组织了各种小字对话的各种平台和活动。而且我意外的发现,今年三月份,美国司法部公布的一个间谍案,里面有一个叫王书君的,他在2016年11月,对我在当时纽约主办的其实是少数民族的对话会,包括藏人、新疆维吾尔族的人、还有就是香港、台湾、民运等等,结果就是王书君接到了这个指令,就是要对我们这个会议进行各种收集情况,后来王书君是把这个事情做完以后,得到了上级的表扬。所以现在司法部把他给逮捕以后,就把这些事情给公开曝光出来。所以当我看到这些经历,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发生在我身边,说明北京国家安全部,他们意识到我们进行这种小字印刷的民间的对话,它都非常的重视、非常的警觉。对它来说,这具有国家安全的意义。所以我当然认为,对中国政府来说,它也是想找到各种管道能够了解海外藏人的各种信息的,也很想了解我们这些汉人对藏人的态度。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北京能够恢复跟藏人的对话,北京也是有好处的。另外一点,我想让北京比较清楚的就在于,因为流亡政府其实在藏人中、尤其在国内的藏人中,其实有非常高的声望,因为他们是在为全世界的藏人在代言。自焚活动,从2009年有160来人自焚死掉了。现在你可以看到,2022年二月份以后,有新的一波自焚潮好像又开始抬头了,这里边就反映了藏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境内,他们今天的处境是非常的艰难、也非常的绝望。当然如果我再想想上海今天的绝望的话,那我想想藏人的绝望,比上海恐怕是要艰难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当然中共如果真的想解决各种问题,他们必须要跟海外的、尤其是流亡政府进行某些对话,这个对话对中共来说,他们自身的政策、和他们的统治、和他们想完成的、维护中国的整个统一都是有帮助的。 法广:达赖喇嘛年事已高,转世问题越来越紧迫。您如何看待达赖喇嘛转世的前景? 夏明:我们看到在整个藏人社区,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都是获得非常高的尊重,当然还有其他的仁波切、宗教领袖,这些都是非常高的地位。如果北京在班禅喇嘛十一世问题上已经做了很多的手脚,但是今天藏人也没有忘却被囚禁的班禅喇嘛、十一世班禅。所以在海外可以看到,藏人还不断地在纪念、在呼吁要释放他、让他获得自由等等。所以我觉得,中国政府在操纵班禅喇嘛十世转世,操纵最后选择班禅喇嘛十一世,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其实加深了藏人跟北京的不信任。我在华盛顿也正好碰到了阿嘉仁波切,阿嘉仁波切就是在金瓶抽签选择班禅喇嘛十一世的过程中,他是参与的。因为当时他也是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青海政协的副主席。所以他也是非常地位高的这么一个宗教领袖。他后来出逃,现在在美国。他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就在于:不能认同当时的中共中央的统战部在选择班禅喇嘛问题上弄虚作假,用一个无神论的政府来干预整个一个宗教的这么一个程序。这是不合法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同样,北京今天试图控制达赖喇嘛的转世。我相信也会引发不仅是藏人的反对,而且你可以看到美国,美国国会也都通过了各种决议,是坚决抵制北京在 达赖喇嘛转世问题上,要去做这些手脚,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面对着达赖喇嘛年龄越来越逼近这些转世的问题,藏人团结当然变得非常重要。这也是司政访问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要强化藏人的团结。 另外我想说一下,就是面对的达赖喇嘛转世这些紧迫的问题,在汉人的心目中总是认为藏人是一个落后的、凝固的、守旧的这么一个族群,或者这么一个人群。我也是接受达赖喇嘛的嘱托写过一本书,叫“高山流水论西藏”。许多人认为西藏就是高山,藏人就是山林。但是我看的西藏,其实是是一个流水,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在往前行走,在不断地变迁、在不断地适应。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看到藏人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在非常艰难的过程中,不断地在探寻各种生存的方式,同样地用他们的文化、用他们的精神和宗教去影响世界,包括影响华人,那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可简单估量藏人:他们会想出许多有创造力的想法来拯救自己的民族、拯救自己的文化,如果我们看到,就像犹太人,他们经历了两千年的苦难,最后还成就他们的理想。那我相信不管时间怎么样流逝,对藏人来说,首先他们在他们的文化和精神上,其实是在不断弘扬自己的传统,在政治的发展过程中、国际形势变化、中国的各种格局的变化,其实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现在来看,并不一定就是完全能够被中共真正的所控制。我并不认为:中共真正完全能够控制中国人的命运,而且我担心,其实中共连它自己的前途和命运恐怕现在都在失控。
    5/8/2022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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